Research

Apr 18 林俊雄著，陳心慧譯，《草原王權的誕生》，臺北：八旗文化，2019。 自 2006 至 2010 年間，日本講談社為紀念該社創立一百週年而發起「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叢書一套共二十一本的出版計畫。這套兼具知識普及性及學術嚴謹性的叢書，由日本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執筆，雖然各自側重的地理範圍以及研究主題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本系列各書擁有一個共同的主軸，即試圖從多元的世界史觀點跳脫甚至是挑戰過去長期具有主導地位的西歐中心與華夏中心史觀。近年來，八旗出版社陸續翻譯「興亡的世界史」叢書，將日文的出版成果引介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筆者的研究興趣主要是近世以降中原與中央歐亞大陸關係史，而「興亡的世界史」叢書所體現的多元世界史視野中，以中央歐亞大陸為出發的世界史觀可以說是本叢書的一大特點，如其中第六卷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拔國家[1]、第十卷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漫長延續》，以及本文所討論之第三卷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皆為「中央歐亞大陸史觀」的代表之作。 有別於過去以西歐或中原文明為核心的傳統歷史敘事，林俊雄、森安孝夫以及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則關注活躍於中央歐亞地區的遊牧政權，並強調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重要歷史角色。通過這三本著作，中文世界的讀者或許可以嘗試跳脫過去歷史教科書中立基於華夏中心論的「漢—唐—元」一元中國史斷代敘事，進而從更為廣闊的歐亞大陸視角正視匈奴、鮮卑、突厥、粟特、回鶻、蒙古等過去被邊緣化的「他者」的歷史，及其對傳統中國乃至於世界歷史發展格局所造成的影響。 《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的作者林俊雄為日本出身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學者，主要研究古代中央歐亞大陸史，現為日本創價大學教授。本書的特色主要在於結合現地考古證據與東西文字史料，比較活躍於中央歐亞大陸西部的斯基泰與東部的匈奴這兩個遊牧政權，及其在溝通東西方文明上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本書各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對於不熟悉中央歐亞史的一般讀者來說，值得學習反思。如第一章提到，遊牧其實並不是一種落後於定居農耕的社會形體，相反地，中央歐亞上的人類文明應該是由最初的狩獵採集，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逐步進入定居的畜牧農耕社會；最終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左右，由於氣候乾燥化以及車輪與騎馬技術的引進，中央歐亞地區開始產生了遊牧化的社會。換句話說，遊牧社會並不是落後於農業社會的「野蠻人」，而是早期中央歐亞居民為了適應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的複雜社會生產型態。 在第二到第四章中，本書就古希臘史書、神話以及中央歐亞地區的考古材料，討論了斯基泰人的起源、藝術與墓葬。本書的觀點認為主要操東伊朗語系的斯基泰人起源於中央歐亞草原東部，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顯示，其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九世紀的蒙古高原西北部，隨後逐步向北高加索與西亞等地遷徙。 這個論點主要的意義，在於提醒一般讀者在探討中央歐亞史時，當代的國族劃分與歷史時期往往有重大的落差，尤其是對部分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來說，所謂「上下五千年」以及「自古以來」的歷史解釋，往往同樣地被挪用來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歷史發展而產生誤讀。換句話說，在公元九世紀前後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並非今日的蒙古人種，而是深目高鼻的古代印歐人。另一方面，本書作者也指出過去蘇聯學者因為政治因素傾向將斯基泰人視為黑海北岸的土著民而非來自東方的移民。這些都是近代國族觀點影響下歷史解釋所產生的明顯偏誤，值得後人所警惕。 在第五到第八章中，本書通過《史記》、《漢書》等漢文傳世史籍與相關考古學證據，試圖探討匈奴與漢朝的互動往來。作者在此提及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論點，如今天不少人提到「絲綢之路」，往往會將其緣起追溯至公元前二世紀漢朝派遣張騫「鑿空」西域，此後中國才通過西域的沙漠綠洲與西方進一步聯繫。實際上這種華夏中心史觀的解釋，並不能完全體現中央歐亞地區溝通東西方文明的實相。 根據目前發現的考古資料顯示，早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紀，也就是中國史上的戰國後期，作為中央歐亞遊牧政權的匈奴便已經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扮演著經濟中介與文化交流的角色。而後來張騫的出使路線，實際上即是根據當時中央歐亞遊牧民所開闢的商道。值得注意的是，匈奴的中間地位除了促成東西方在實體器物上的貿易往來，更通過物質文化流動推進了東西方神話中「格里芬」（獅鷲）與「龍」等抽象概念的交流。 除了東西交流的世界史意義外，本書關於匈奴的討論尚有一點值得中文世界的讀者留意，即考古證據指出匈奴統治範圍中存在不少定居人口聚落。過去蘇聯學者認為這些定居聚落的組成是匈奴從西域或者中原地區擄掠來的戰俘，但本書作者認為這些匈奴統治下的定居聚落具有強烈的漢文化色彩，而文獻史料也指出有不少漢人自願逃亡匈奴境內從事農耕活動。 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反思近代西方對「文明」（civilization）的定義提供問題意識的起點：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匈奴，是否完全沒有定居聚落？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而「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匈奴是否能稱作「文明」？強調定居築城的「文明」是否是衡量人類社會發展程度的唯一圭臬？這些問題或許都是隨著匈奴考古研究的推進，而值得進一步反思的人文課題。 西方語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實際上起源於拉丁文 cīvīlis，這個形容詞被用來指涉與「市民」（cīvis）以及「城市」（cīvitās）等相關的概念，由此西方語境中所定義的「文明」實際上是根據定居社會所產生的價值話語，這點與早期華夏文化中對「國人」與「野人」的區分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當代社會往往將西方語境中的「文明」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然而按照這個近代西方所推行的價值標準，那麼匈奴似乎很難被視為一個如同漢朝那樣高度發展而具有都市化的「文明」，而這又與傳統華夏中心史觀指導下的歷史論述，往往傾向將匈奴描述為侵略中原的野蠻人，而忽略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方文化的關鍵面貌，正好不謀而合。 換句話說，在傳統華夏中心史觀之外，近代「文明」概念指導下的史學研究，也很可能帶有過度強調定居社會的優越意識以及貶低遊牧社會的他者偏見；而這兩種史觀在二十世紀初近代中國史學的揉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的隔閡。而如何從世界史的格局出發，正視中原與中央歐亞之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促成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兩種研究範式的積極互動，應該是未來研究者應努力的目標。 行文至此，不禁令人聯想起電影《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中莫那・魯道（Mona Rudo）所說的那句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將「定居／遊牧」等同於「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概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與其說是一種普世價值，不如說更像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權力話語（the discourse of power）。 學習理解中央歐亞的歷史，正有助於培養讀者獨立反省這種權力話語的歷史思維，對於進一步省思近代臺灣原住民的歷史遭遇同樣有所裨益。從這個角度來說，世界史視野下的中央歐亞大陸，為今日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了一個跳脫西歐與華夏中心史觀的出發點，進而為培養現代公民的多元世界史觀提供遼闊的思想沃土。  （本文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外國人共同研究者） [1]相關介紹見拙評《澎湃新聞・上海書評》https://reurl.cc/mYbe1。

Mar 25 自 1911 年清朝覆亡以後，在近代中國起伏跌宕的政治運動下，清朝長期被視為一個閉關自守的政權。無論是晚清的革命黨，乃至於後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都將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清朝政府對世界局勢變化的無知，而清朝閉關鎖國的形象也深刻地烙印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記憶中。 不僅如此，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亦傾向將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挫折，歸因於清代中國的封閉與停滯。這兩種對近代中國的解釋範式，不僅長期在史學界佔據主導地位，至今仍廣泛地左右普羅大眾的歷史視野。 費正清（Source：取自費正清研究中心） 事實上，關於清朝閉關鎖國的歷史敘述，很有可能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特殊政治意識型態下所形成的產物。 另一方面，由於清朝統治族群的多元性，其內部的資訊情報傳遞除了通過漢文文書之外，亦經常以滿、蒙、藏與察哈臺文等多語文為載體，反映在今日世界各地所保存之卷帙浩繁的清代多語種文書。 隨著近年來清代多語種文書的整理、出版與數位化的推進，部分清史學者們開始重視清代滿、蒙、藏與察哈臺文諸語史料的解讀與運用，並得以發掘其中蘊含大量漢文史料所沒有記載的珍貴訊息。 透過梳理今日分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軍機處檔案，我近年重點考察了清朝在歐亞大陸深處所經營的情報網絡，及其在十八世紀初對印度蒙兀兒帝國的認識起源。 蒙兀兒帝國的創始者巴布爾及其士兵們（Source：Wikipedia） 作為人類歷史中悠久的古文明，清朝的中國和印度之間有著什麼樣深厚的歷史淵源與文化交流？ 自公元 646 年玄奘法師撰成《大唐西域記》後，印度的佛國形象更是深植漢文世界，即便在十六世紀末以降，隨著蒙兀兒帝國的建立使得印度開始逐步伊斯蘭化，清代漢文文獻中印度的佛教形象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 如果只閱讀清代漢文文獻，很容易得到「清朝對於印度的認知沿襲前代而又停滯不前」的印象。然而事實上，清朝最晚在十八世紀初，便已經對蒙兀兒帝國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十七世紀下半葉，居住在今日新疆北部的準噶爾蒙古人迅速崛起，並在其領袖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的帶領下，一方面與西藏地區的政教領袖保持良好聯繫，一方面又進逼東方的喀爾喀蒙古諸部，對清朝在內亞的權威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不惜傾全國之力對準噶爾汗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複雜的作戰計畫。 根據現存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清朝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便已經試圖對準噶爾人進行情報蒐集，最晚在 1720 年代清朝就已經針對準噶爾人形成系統性的情報蒐集網絡，其中位在今日西藏、新疆與喀什米爾交界處的拉達克王國曾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拉達克（Ladakn）的位置圖（Source：Wikipedia） 1717 年，準噶爾汗策旺阿拉布坦派遣軍隊經由今日新疆南部潛入西藏，成功奇襲拉薩，殺害了當時統治西藏的拉藏汗，西藏因此落入準噶爾人的勢力範圍。直到 1720 年清朝軍隊在康濟鼐等藏人武裝勢力的協助下進入西藏擊敗準噶爾人，並在 1721 年將避居在青海等地的七世達賴喇嘛迎回拉薩布達拉宮，此後清朝才逐步開始對西藏進行相對實質的掌控，而在此之後清廷方面也得以通過西藏與拉達克建立聯繫。 根據藏文《七世達賴喇嘛傳》，七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坐床後，曾經在 1723 年於拉薩接待過兩位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所派遣來的使者，達賴喇嘛對於兩位拉達克使者相當友善，並邀請他們參加了藏曆新年的宴會。在 1724 年初，這兩位拉達克使者辭別達賴喇嘛，離開拉薩。 七世達賴喇嘛（Source：Wikipedia） 根據臺北故宮所藏滿文檔案與《清實錄》，這兩位使者隨後路經西寧，由年羹堯派員護送前往北京，這是拉達克王國與清廷雙方第一次正式通使，隨後雙方開始建立正式的往來關係。根據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拉達克使者抵達北京以後，清廷內部對於如何處理與拉達克的關係，有過一系列謹慎的決策過程。 由於 1720 年前後清軍在進入西藏的過程中，拉達克王曾配合康濟鼐提供清朝方面相關協助，為此清廷內部曾經討論是否賜拉達克郡王頭銜。然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認為當時康濟鼐從清廷得到的封號僅為貝子，如果清廷晉封拉達克王為郡王則其地位將超過康濟鼐，很有可能導致藏人勢力不滿，這個提案因而遭到擱置。最後清廷內部決議，贈予拉達克王綢緞等禮品，而不提及賞賜封號等議題。 根據拉達克當地的藏文檔案，1726 年雍正帝曾寄送給拉達克王一封藏文信件以及各種禮物。在這封信件中，雍正帝感謝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為清朝所提供的協助，尤其是為清廷打聽並傳達準噶爾的相關情報。1729 年，尼瑪納木扎爾的長子德中納木扎爾即位成為拉達克的新國王，也曾與清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如 1732 年雍正帝曾寄信給德中納木扎爾，提及過去尼瑪納木扎爾曾與康濟鼐一同協助清朝，德中納木扎爾作為新國王應該與康濟鼐的繼承者頗羅鼐一起繼續與清朝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拉達克的統治者有著十分靈活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清代漢文史料中往往將拉達克描述成效忠清朝的蕞爾小國，但實際上拉達克一方面為清朝打聽準噶爾的軍事情報，另一方面卻又與準噶爾人保持著良好的外交與貿易關係。 在 1724 年拉達克遣使至清廷以前，拉達克人早就與準噶爾汗國建立了雙邊關係。例如根據拉達克的藏文檔案，1715 年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就曾經派遣使者前往準噶爾汗國；1720 年拉達克協助清軍進入西藏的同時，尼瑪納木扎爾亦未曾中斷與準噶爾的聯繫，反而繼續與其維持良好的通使關係。 由此可見，作為小國的拉達克在面對當時作為歐亞大陸兩大強權的清朝與準噶爾時，實際上並未徹底倒向一方，而是保持著靈活的兩手外交政策，藉此將自身的利益極大化，得以和清、準雙方都維持著貿易關係。 事實上，當時清朝也通過西藏方面，得知拉達克與準噶爾人之間仍保持聯繫，因此對於晉封拉達克王郡王頭銜乃至是否相信拉達克寄來之情報等事，都抱持著相對謹慎的態度。 今日西藏（Source：Dennis

Jun 16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陳寅恪（1890-1969），〈陳垣《敦煌劫餘錄》序〉[1] 1930年陳寅恪曾提出「預流」之說，指出新材料與新問題對於開創新時代學術的重要意義。依其說法，評價一位學者是否入流的標準，不外乎考慮學者對新問題的提出與思考，以及對新材料的發現與掌握。在告別2017年，迎來2018年之際，筆者習慣性地回顧過去一年參與的學術活動，並反思海內外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本文僅就筆者較為熟悉的明清史研究領域，透過回顧與介紹筆者於2017年舉辦、參與的學術活動，盼能管窺明清史學界發展的新趨勢。希望能借此為有志於明清史研究的同道，提供一些思考新材料與新問題的參照。 　　總體來說，筆者在去年所參與的學術活動中，觀察到海內外明清史研究者「比較視野」的拓展。在「五朵金花」問題意識的帶動下，中國的明清史學人早在1950年代，便透過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視野，來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然而隨著「五朵金花」的退潮，中國明清史學界自70年代後期逐漸轉向實證性的基礎研究，此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亦明顯獲得深化，反之，比較性的研究相對此前顯得沈寂許多。與此同時，自70年代比較視野開始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蓬勃發展，諸如在7、80年代，政治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經濟史家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藉由比較西歐與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歷程，建構所謂16世紀「歐洲奇跡」（European Miracle）的論述。與90年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都為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提供了新興的問題意識，比較視野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在西方歷史學界成長茁壯並持續發展至今，也對西方的中國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伊懋可（Mark Elvin）、黃宗智（Philip Hua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對明清中國經濟的「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內卷化」（involution）與同時期西歐對比的「大分流」等一系列相關爭論，一直延續至今。關於「歐洲奇跡」的相關討論與批判也在西方方興未艾，傑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05）在2009年出版的《歐亞奇跡》（The Eurasian Miracle）便是代表之一。 　　大體而言，70年代以後，相對於西方學界，中文明清史學界的主流開始轉入細緻的實證研究，即便此後中文學界仍有研究者持續留心明清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多半僅在上述西方問題意識的脈絡下進行。 　　我們不禁要問，比較視野對於近來明清史研究的發展究竟有何啓發？明清史學界又如何通過比較視野，發掘新材料、新問題？而比較視野本身對明清史學界，又具有怎樣的新意？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思考。筆者在2017年舉辦並參加三場學術活動，其中的觀察或能為這些問題提供些許線索。藉這幾場學術活動的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比較視野對於中文明清史學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不應單純以「歐洲奇跡」作為前提，將中國僅僅作為論證西歐發展的一個外來對照。 一、「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 　　2017年8月3–4日，在馮其庸學術館的贊助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在無錫聯合召開了「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這場學術會議聚焦於明清史研究中被歸類為「內亞」與「華南」的兩派研究。事實上「內亞」、「華南」，並不單純是以研究地域所劃分的學派，如有學者的研究區域雖然屬於「內亞」，方法上卻無疑更貼近「華南」。而所謂的「華南學派」，研究的地域範圍也早已不局限在華南，因此有人認為「華南學派」實際上已成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人類學派」。因此，與其將二者視為具有組織性的學派，不如說是明清史學者們各自對歷史語文學（Philology）和歷史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繼承與發展？對筆者來說，這場活動的主要啓發，在於「內亞」與「華南」雙方學者的交鋒，尤其是對不同區域個案間相關課題的跨地區比較，所引申的相關討論。會議的開頭，分別由劉迎勝（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兩位教授（以下省略敬稱），從歷史語文學、社會經濟史等學科進行大會主題發言。劉迎勝以「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審音勘同法」為題，系統地闡述了歷史語文學對於中原與內亞民族交流史的意義。趙世瑜則以「歷史人類學的前瞻及其與歷史語文學的對話」為題，提出了歷史人類學與歷史語文學對話的可能性。 （一）旗籍、科舉與社會流動 　　本會議共分八個場次，以清史研究中制度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為開頭，三位發表人透過爬梳清代官方典籍、地方科舉文書，並結合文獻考訂、量化統計與田野考察等多元方法，為本次會議多學科對話奠下良好基礎。 　　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以「田文鏡旗籍考」為題，指出當代學者無不沿襲《欽定八旗通志》、《清史列傳》與《清史稿》等記載的說法，認為雍正朝名臣田文鏡（1662-1732）原屬漢軍正藍旗，後於雍正五年（1727）抬入漢軍正黃旗。然而利用田文鏡京察自陳題本，加上《縉紳錄》的記載，可知田文鏡原隸屬漢軍鑲藍旗，而非正藍旗，董建中進而探討這一記載錯誤的可能原因。他還發現地方誌等對田文鏡的旗籍記載實為正確，引人思考：在面對官員旗籍記載歧異時，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央記載必優於地方文獻。 　　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在報告「清代石倉闕氏的科舉參與和文武之道」時，利用浙江石倉文書中的科舉賬簿，考察清中期煉鐵積累財富後，闕氏除了展開捐監、文科舉，以及家族聯姻等活動，更抓住了太平天國時期，武科舉中試率提高的機會，實現「文武並舉」轉向。此項研究通過考察文本與田野，試圖將科舉制在地方社會中的實踐，做更細緻的分析。 　　邱源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報告題目為「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北地方社會」，他考察遍布畿輔、為數甚眾的八旗莊園人群，討論土地、分家與繼承等問題，並嘗試分析八旗制度對華北地方社會（包括非旗人社會）帶來的普遍性影響。清代旗人生活區域廣闊，尤其在北方地區，旗人成為當地社會主要人群之一，對地方基層社會、非旗人群體所產生的影響不能忽略。關注八旗制度、旗人群體，或為清代華北鄉村基層社會研究一個重要的視角，能彌補部分研究空白。[2] （二）清朝、內亞與多語檔案 　　近年來清代滿、蒙、藏文檔案的整理、出版與使用，獲得了長足的推進，也使得長期耕耘多語種歷史檔案的內亞研究者，得以利用新材料推進內亞史研究的前沿。道幃．才讓加（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研究員）以「有關為乾隆皇帝駕崩修善祈福特遣使赴藏熬茶超度檔案考述」為題，透過嘉慶四年（1799）間三件滿、蒙、藏文合璧皇帝敕書，分析和研究為乾隆皇帝駕崩後，差使赴藏齊聚僧眾誦經祈福，及熬茶超度的歷史。另一位發表者烏雲畢力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討論「羅布藏舒努與十八世紀歐亞衛拉特汗國和清朝的關係」。他利用滿、蒙、漢等多語種檔案文獻，考察準噶爾汗國策妄阿喇布坦（1663-1727）之子羅布藏舒努，與其異母兄噶爾丹策零（1695-1745）之間的政治鬥爭，並分析雍正帝遣使土爾扈特，希望將羅布藏舒努帶回北京，利用其與噶爾丹策零抗衡的戰略佈局。[3] （三）土地、遊牧與地緣政治 　　第三場次的三位發表人從地方史的視角，討論遊牧社會與土地之間的關聯性。近年來清代內亞史的焦點，多側重在國家的權力核心層面，但發表者們利用蒙、滿文歷史文獻，乃至於地方口傳記載，充分體現出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的複雜交錯，可謂頗具新意。 　　玉海（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博士）在「翁牛特右翼旗獻地與木蘭圍場始置時間考」中指出，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年間，作為清朝的重要政治、軍事中心，在清前中期發揮重要作用，其地界主要獻自翁牛特右翼旗和喀喇沁右翼旗。玉海利用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印務處檔案，對前人研究中提到的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二十年（1681）和二十三年（1684）兩種不同觀點進行分析，並提出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翁牛特右翼旗獻地才是真正木蘭圍場始置時間的新觀點。同時，對翁牛特右翼旗所獻地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 　　烏雲格日勒（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研究員）報告題目為「花尚阿與愛興阿——20世紀初扎魯特二旗協理台吉與當時的社會」。他梳理民國初年扎魯特左右翼二旗兩名協理台吉的經歷，以個案研究形式，探討環境的變化、政策的轉變、時局的動蕩，個人的經歷如何複雜而多面地交織在一起，又如何構成20世紀初蒙旗歷史的史實。另外，古代遊牧民族常以口耳相傳的形式記憶民族歷史，蒙古民間也流傳著許多膾炙人口的歷史傳說。在講題「斷軸之端，文史之遺——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中，薩出日拉圖（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利用語文學的方法，對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及其史源作了探究，指出歷史傳說與文本史料相結合可以互為補充，拓展民族史的研究領域。 （四）祭祀、技術與商業網絡 　　第四場次從地方祭祀與勞動組織為出發點，利用許多新見的地方文書、碑刻等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各地地方基層社會的構成及其功能。任建敏（中山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的「從神明到祖先——清代桂林府臨桂縣茶洞地區的社會轉型」，以清代廣西桂林府臨桂縣的茶洞地區為個案，揭示宋代「徭團」、元代「屯田千戶所」、明代「獞寨」、清代「猺里」等不同標籤之下的茶洞地區，其中不同背景人群間的複雜互動，以及這一地區從神明信仰為核心，到祖先信仰為核心的社會轉型。「浙南民間道壇歷史的時空構造——以泰順地方道教的儀式文獻為主」，由祁剛（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報告。他以浙南泰順縣內民間道壇慣行之「祖師科」與「地主科」為基本史料，間以族譜、方志等資料參照。揭示明清時期道士家族及其世業道壇的組織原理、歷史構造，探討當地道士在社區儀式中構建本地歷史、神聖空間的「地方性」意識。王懿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發表題目為「清代雲南個舊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他使用方志、碑刻資料、技術文獻和中央檔案，對18至19世紀上半葉雲南舊地區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進行研究。王懿君在研究採礦和冶煉技術的基礎上，將社會關係納入「技術」的範疇進行討論，認為以「七長制」為特點的「半自治社會」，為雲南地區乃至東南亞華人採礦業的發展，提供了在資本籌集和勞動管理上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時，他重新定義了「技術」在近世（early modern）語境中的含義，挑戰了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觀。 （五）族群、邊疆與身分認同 　　本場次的發表者們利用漢、藏、滿等多語種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的互動與交融。胡簫白（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發表的「非此即彼？——明代川西北的群體標籤和身份政治」，關注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身分政治。在漢、藏勢力進入邊區社會的歷史場景下，作為群體標識的「番—羌」、「黑—白」、「大—小」等二元標籤，皆經歷了內涵及功能的歷時性嬗變，為觀察邊疆社會本地人群，與外來勢力之間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互動，提供了極佳視角。謝光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以「前世今生：第八世東古夏仲活佛的還俗書寫」為題，討論康區甘孜東古寺（Stong ’khor）第八世夏仲活佛阿旺多覺雲丹繞給（Ngag dbang mdo rgyud yon tan rab rgyas, 1853-1895）的人生史。藉由藏文《歷輩東古人物傳》（Stong ’khor zla ba rgyal mt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