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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為何重要?──從清朝對西藏、喜馬拉雅與印度的情報蒐集談起

Feb 24 作者 / 孔令偉助研究員(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眾所週知,臺灣與西藏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乃當今中共政權最敏感且棘手的政治問題。對臺灣社會來說,西藏雖看似遙遠而陌生,然而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脈絡下,二者間實際上卻又息息相關。更具體的來說,中共政權在建構「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宣傳話語的同時,不禁激起一連串的思辨:「西藏」與「中國」是什麼關係?「自古以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西藏」究竟為何如此重要?通過歷史學的研究與思考,以下將從十八世紀清朝對西藏、喜馬拉雅以及印度的情報蒐集談起,藉此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思想參照。 關於「西藏」的稱呼,主要始於十七世紀下半葉的清朝,在此前後又有「西番」、「烏斯藏」、「圖白忒」、「唐古忒」等源於漢文、藏文以及蒙古文等各種語言的不同異稱。清朝在西元1644年入關以前,雖已與蒙藏佛教僧人有所往來,但對於西藏的地理認識仍相對模糊,大致知其在青海以西。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初,仍未將西藏視為所謂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末,如根據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中一份順治七年(1650)的文件,清廷當時仍以「外國烏思藏」來稱呼西藏(孔令偉,2015)。 十七世紀後期,清朝雖然試圖進一步介入西藏事務,卻始終無法精確掌握其相關資訊。與此同時,西藏政府表面向清廷示好,卻又暗中與反清勢力交往,這也造成清朝一系列的外交失誤以及政治危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1670年代三藩之亂期間,五世達賴喇嘛隱瞞康熙帝,與盤踞雲南、四川等地的吳三桂勢力秘密合作,進行茶馬走私貿易,此舉直接威脅到了清朝的統治權威。不僅如此,當清廷解決三藩的心腹之患後,以五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及其繼承人,仍不斷積極支持與清朝抗衡的準噶爾蒙古。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於拉薩布達拉宮秘密圓寂,西藏攝政王桑傑嘉措匿不發喪,對清朝隱瞞此事逾十三年之久,期間多次以達賴喇嘛名號號令準噶爾蒙古首領,嚴重侵奪了清朝在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 1696年,康熙帝意外獲得五世達賴喇嘛早已圓寂的情報,在氣急敗壞之餘,決心著手整治清朝對西藏的情報系統,並且擘畫派遣間諜滲透西藏,此後清廷逐步探索西藏相關的地理資訊。1709年,康熙帝命令進入西藏的滿人將領繪製西藏地圖,並將這幅以中國傳統水墨畫法繪製而成的西藏地圖,交給在北京的歐洲傳教士,從而希望能進一步掌握西藏的地理資訊,並將西藏地圖納入中國地圖的範圍。然而傳教士答覆這種水墨畫式的傳統地圖,不具有精確的經緯度座標,因此無法利用歐洲測繪科技進一步轉繪成西藏地圖。在這個背景下,康熙帝認識到為精確繪製西藏地圖,有必要訓練掌握歐洲數學知識以及測繪科技的人才;另一方面,康熙帝因各種政治以及宗教考量,亦不信任讓傳教士進入西藏進行調查,故最終決定選拔通曉天文曆算的蒙藏喇嘛,在清宮中進修歐洲的幾何學與算術等知識,用以儲備測繪西藏地圖之人才。 1716年,康熙帝任命一位曾在清宮學習歐洲數學、地圖學的喇嘛為欽差,率領調查團隊前往西藏繪製具有經緯座標之地圖,並探索恆河源頭以及岡底斯山的具體位置。這位名叫楚兒沁藏布的僧人,也成為人類文明史上首位實地測量西藏高原以及喜馬拉雅週邊地區經緯度的調查者。楚兒沁藏布所主導的測繪任務,為清廷提供了西藏大量的地理資訊,使得清廷在委任傳教士於1719年修訂《皇輿全覽圖》時,得以將過去一片空白的西藏地區增補納入清朝官方地圖中,而這也是西藏被正式納入所謂中國版圖的開端。 通過繪製地圖蒐集西藏情報的同時,清朝也進一步將視野投射到西藏周邊毗鄰的喜馬拉雅地區,而在這個過程中清朝也逐步認識到歐亞大陸上其他強大政權,尤其是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莫臥兒帝國。當清朝測繪團隊進入西藏高原不久後,1717年作為清朝勁敵的準噶爾蒙古突然從新疆南部派軍奇襲西藏,並佔領拉薩,因此楚兒沁藏布不得不儘快結束測繪任務從西藏撤回四川。此後清廷暗中與康濟鼐等西藏貴族的武裝勢力聯繫,終於在1720年合作將準噶爾軍隊逐出西藏,清朝軍事勢力也從而得以進駐西藏。值得注意的是,在與西藏貴族聯手對抗準噶爾人的過程中,清廷初次認識到位於克什米爾的拉達克王國(今中國西藏西部、新疆西南與印度、巴基斯坦北部交界)。由於1720年清軍進入西藏時,拉達克王國曾提供情報蒐集等協助,因此清朝開始積極尋求與之建立雙邊關係。雍正帝登基不久後,1723至1724年間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派遣兩位使者途經拉薩前往北京,成為清朝與拉達克的首次正式往來。此後拉達克定期向清朝提供關於喜馬拉雅以及中亞等地的情報,而清廷方面則餽贈絲綢等貨物作為回報。 在清代漢文官方史書中,雖因為「天朝大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傾向將拉達克描述成向清朝輸誠的偏遠小邦;然而根據滿文、蒙古文以及藏文書寫的原始檔案,可知清廷非常重視拉達克的戰略地位,並且通過與其語言、文化接近的西藏積極收買籠絡拉達克。不僅如此,清朝在處理拉達克問題時非常謹慎,並認識到拉達克在面對其周圍強鄰時善用靈活的多面外交政策。在1724年拉達克使團抵達北京後,雍正帝曾多次向年羹堯、岳鍾琪等將領商討是否將拉達克直接納入清朝勢力範圍,然而由於拉達克毗鄰一個名叫「哈齊」的強大政權,清朝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根據拉達克人提供的情報,這個名叫「哈齊」的國家,是由穆斯林在印度所建立的強大政權。而作為「哈齊」的附庸,拉達克人每年得以領取大筆金援,因此對其十分敬畏。實際上所謂「哈齊」,正是拉達克人口中的「穆斯林」(藏文kha che);進一步結合藏文、蒙古文以及滿文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可以確知「哈齊」所指正是印度莫臥兒帝國。 通過拉達克寄來的情報,清朝在十八世紀曾廣泛蒐集關於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各種情報。例如根據1740年滿文檔案中的拉達克情報,清廷得知莫臥兒帝國正與一個名叫「額林」(Erin)的政權交戰;通過梳理多語種史料,可知「額林」即波斯文「伊朗」(Irān)的音訛。至於這份清朝檔案所提及的伊朗與印度的戰爭,正是1739年震動南亞的卡爾納爾之戰(Battle of Karnal),在這場戰役中伊朗阿夫沙爾王朝的納迪爾沙率軍入侵德里,擊敗莫臥兒帝國皇帝穆罕默德沙的部隊,並且奪取了作為莫臥兒帝國傳國之寶的孔雀寶座。而這場南亞與中東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通過拉達克情報進入清朝的視野中(孔令偉,2018)。 綜合以上所述,十八世紀對西藏以及拉達克的測繪以及情蒐,促成清朝對喜馬拉雅與印度的認知緣起。從這個角度來說,西藏可說是中國經略喜馬拉雅以及南亞的重要戰略據點。歷史未必循環,但可能押韻。2020年5月,中印於拉達克爆發邊境衝突,同月中共調查隊攀登珠穆朗瑪峰重新測高,藉此宣示主權。這些因中國崛起所衍生的當代議題,背後充滿著複雜的歷史脈絡,已為學者所發掘。至於對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未來發展,是否具有參考意義?則有待識者詳查。 參考文獻 1.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9):603-648。2.孔令偉,〈1724-1768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27-48。3.孔令偉,〈洮岷藏傳佛寺入清之興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以《內閣大庫檔》與《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為核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 (2015.12):85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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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

Apr 16 孔令偉,2021年9月,〈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頁603–648。(A&HCI, THCI Core) 全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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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國?從濮德培《中國西征》反思「中國」一詞的多元可能

Apr 16 孔令偉,2021年1月,〈何謂中國?從濮德培《中國西征》反思「中國」一詞的多元可能〉,《中國西征:大清帝國如何擊敗歷史上最後的遊牧帝國,掌控新疆、蒙古與西藏?》(臺北:衛城出版社),頁11–14。 全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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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丨蒙元史與清史的三個跨越

Sep 16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蔡偉傑著,八旗文化2020年9月出版,332頁,新台幣450.00 近年西方製作有關中國古代話題的通俗作品中,往往將以柔然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想像為與中原政權對立並覬覦所謂“絲綢之路”財富的陰險反派。有的影視及卡通作品的設定建構了“中原/內亞”、“定居/遊牧”的二元對立敘事,從角色性格、拍攝背景乃至於服裝顏色,有意無意間將中原的定居文明詮釋為忠誠、富饒與多彩。與之相對,內亞的遊牧文明在劇中則被描述為善變、貧乏與陰暗。這種將中原與內亞(Inner Asia)簡化為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固非西方世界的原創,卻藉由好萊塢文化資本主義的價值輸出,廣泛地在當代世界傳播。事實上這類“中原/內亞”二元對立敘事在近代的系統化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史學建構。即便近代中國數遭巨變,這類民族主義話語的幽魂卻未徹底從歷史舞台上退場;反而從鄒容、汪精衛等人的時代開始,便在中文世界中徘徊不前,迄今未能消散。“中原/內亞”的二元對立敘事,為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影響,更直接導致了東西方學術話語間的誤讀與隔閡,如近年“新清史”爭議便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筆者亦曾對東西方學術話語的落差進行相關反思。 關於上述中原與內亞的史學敘事框架,近年逐漸成為中文世界眾所關注的議題,並具體反映在蒙元史與大清史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比較與延伸探討,筆者對此也曾進行過相關討論。雖然蒙元史與大清史間的延續與流變,並非一個全新話題,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對此早有深刻的觀察;然而隨著當代史學思潮的推進,近年中文學界的元史以及清史學者間逐漸出現一股新興的討論風潮,其中較具有代表意義的有沈衛榮的《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以及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等新作。因前者已有相關書評多篇,為避免重複,本文以下主要評介蔡著,後將其與沉著可供相互發明之處進行比較參照。 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書,主要收錄了作者近年關於內亞史的二十篇書評。全書主要根據評介著作的主題與時代分為三個部分,年代跨度從匈奴、蒙元到清朝。由於作者的治學興趣,篇幅主要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內亞史的部分尤其豐富。整體而言,作者的評述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對國際學術前沿成果掌握相對全面,視野獨到。對於中文世界的內亞史讀者而言,本書為頗具啟發意義的評述性作品。其中部分內容雖曾在學術刊物與報章雜誌上發表,但本書內容亦進行過一定程度的增補,尤其是對多篇原見於報紙的書評增補了注釋,有利於讀者進行進一步的資料查找。 作者雖自承本書的定位為評述性的輕學術讀物,而非原創性的研究專著,然而全書的結構安排與章節行文之間,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作者的學術關懷。本書主標題《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方面點出作者從世界史關照元、清中國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橫跨蒙元史與大清史的學術興趣。就世界史的歐亞格局以及元清比較視野而言,本書與沉著《大元史與新清史》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沉著第一章,亦從“約翰長老”等十三世紀歐洲的蒙古想像為出發討論當代蒙元史敘事,由此而言,蒙元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史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歐洲史乃至於世界史的研究範疇。 通過比較沈、蔡二人對“新清史”評價的異同,可以總結出一個較大的歷史關懷,即從國家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三點看來,元、明、清三代政權是否具有延續性抑或是變革性?沉著根據其對元、明、清三代宮廷與藏傳佛教的觀察,主要認為藏傳佛教所代表的“內亞性”並非清朝所特有的,而基本是繼承元、明兩代的遺產。另一方面,沉著對於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主張清朝為“佛教政府”的觀點亦持保留態度,同時認為統治者個人的宗教認同固然重要,然而並未凌駕於清朝整體的國家認同之上。至於通觀蔡著所收錄的評論,則多見族群認同、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三者間的關係,例如其中《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份認同——評介〈滿洲之道〉》一文便是一個例子。相對於沉著,蔡著雖也強調清朝對蒙元遺產的繼承與延續,卻亦同時強調族群與身份認同的特殊性對於建構清代國家認同的關鍵作用。二者在學術觀點上的側重不同,一方面除反映其治學關懷的差異,另一方面或許也體現出語文學與歷史人類學思潮對於元、清史學者所產生的不同啟發。 通觀上述兩本著作,筆者認為將來中文學界的研究者無論對於“內亞性”“新清史”或者“多語種史料”等議題抱持著什麼立場觀點,關鍵仍在於維持學術討論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而非強調立場過硬地武斷站隊,這也是上述兩本著作所具有的示範意義。正如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所言:“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學術觀點討論本無分東西新舊,如果必須片面強調特定立場的獨尊地位,反而失去了學術的開放性而容易導致思維固化,進而落入所謂信息繭房的誤區。 根據以上的觀察,筆者認為蒙元史與大清史的比較討論與學術對話的基礎,可以總結為“三個跨越”,即跨地域、跨斷代、跨文明,而這也正是筆者過去在評價中國史、內亞史、歐亞史乃至於世界史著作的一貫立場。所謂跨地域的格局,即是將元、清中原與內亞地區的交流,不僅視為中國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關於跨斷代的視野,則是反思過去以“中原正朔”為核心的一元化斷代史書寫,同時關注內亞多元社群文化的內在延續性。至於跨文明的關懷,則是將不同文明在歷史舞台上的多元角色等量齊觀,而非片面強調單一文明或者單一語文對於重構中國史乃至於世界史的優越性,避免陷入本文開頭所謂二元對立式的歷史敘事謬誤。如何通過實踐“三個跨越”,進而維繫蒙元史以及大清史敘事的開放性,將是中文學界與讀者們需要一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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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

Sep 28 本文摘自「觀察者網」網站〈孔令伟: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边疆史?〉 ,2019-11-28 美國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今依然備受關注。美國學界所書寫的中國邊疆史有何特點、動向?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取得了聯繫。 觀察者網: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美國學界研究中國邊疆史的緣起和代表性人物? 孔令偉: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主要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奠基於二十世紀初期。這段期間美國學界主要繼承了來自歐陸的漢學以及中亞語文學學術傳統。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1854-1914)、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以及魏復古(Karl Wittfogel,1896-1988)等人。 此時的美國學術界主要是受到法國與德國學術傳統影響,如柔克義曾留學法國;勞佛與魏復古皆為德國萊比錫大學出身。歐陸傳統中對於美國學界的影響中,又以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系最為深遠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 如1928至1929年間,伯希和曾受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亞語文學講座赴美授課;1935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1911-1995)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資助前往巴黎留學師從伯希和,返回美國後在哈佛大學開創了該校內陸亞洲(Inner Asia)的研究傳統。1961年,曾師事伯希和的塞諾(Denis Sinor,1916-2011)從英國劍橋大學轉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任教,並奠定了該校中央歐亞研究的基礎。 除了接受歐陸的學院派傳統外,美國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亦不乏現實關懷。例如第一位學習藏語文的柔克義本人為一位外交官,並曾於1905—1909年間出任美利堅合眾國駐大清國公使,其1910年於《通報》上刊載之長篇論文《1644—1908年拉薩達賴喇嘛與中國滿洲皇帝的關係》(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不僅具有紮實的學術分量,還為西方讀者理解當時的內地與藏地關係提供了敏銳的觀察。 相對於與法國學界有過淵源的柔克義,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立基在大量實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則更進一步地反映出美國本土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現實關懷,這也體現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學界關於中國邊疆史研究在方法以及研究視野上的多樣性。 歐文·拉鐵摩爾與蔣介石在重慶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拉鐵摩爾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同時也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和國共雙方的高層都有來往。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是否使其研究彰顯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特點? 孔令偉:從嚴格的學術劃分來說,拉鐵摩爾的研究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從研究區域來說,他主要研究以蒙古為核心的內陸亞洲;就學術範式而言,拉鐵摩爾與二十世紀初期深受歐陸傳統影響的美國漢學亦有本質上的區別。拉鐵摩爾曾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等學術機構的獎助,得以周遊新疆、內蒙以及東北等地從事實地考察研究,這與當時強調文本翻譯、研究的美國學院派漢學在方法上十分不同。 拉鐵摩爾的治學特色,在於結合現地考察與文獻資料,並以歷史研究視角試圖觀照當時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關係等現實議題,這點主要與他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間的在華經驗有關。如拉鐵摩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寓居北京期間,曾與當時在華的國際人士廣泛交往,而後其在四十年代出任蔣介石顧問的緣故,更使他在關懷內亞歷史與現實議題方面往往有著不同於當時其他西方學者的獨特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個人學術著作外,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拉鐵摩爾對美國學術界整體並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遺產,這也間接造成美國冷戰時期的中國學研究,最終由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為代表的沿岸海關以及內地研究為主流,而內亞邊疆研究卻相形失色的情況。 1972年10月6日,新華社報道周恩來總理會見拉鐵摩爾 觀察者網:二戰以後,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有所調整,這對於當時美國學界的中國邊疆史研究有何影響? 孔令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諸如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鮑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等來自歐陸的傑出學人移民美國,不僅如此,諸如札奇斯欽(Jagchid Sechen,1915-2009)、貢布扎布•杭錦(GombojabHangin,1921-1989)以及薩迦達欽仁波切(JigdalDagchen Sakya Rinpoche,1929-2016)等蒙藏知識人亦受邀前往美國長期講學任教,這些戰後因現實因素所導致的新移民浪潮不啻為美國的中國邊疆研究再添新血。 需要釐清的是,在二戰之後直到冷戰結束前,美國學界中涉及中國邊疆史地的相關學者,其學科建制主要散落在蒙古學、藏學、阿爾泰學、中亞學乃至於斯拉夫研究中,而不再集中於傳統漢學的領域內,這點主要與當時美蘇對峙下的地緣政治格局有關。 至於在冷戰區域研究風潮下所興起的中國研究,則更關注中國沿海以及內地,其中尤以費正清所領導的研究流派一枝獨秀。換句話說,1945年至1991年間美國學術界涉及中國邊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並不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或者東亞研究中,反而相對被歸類在內陸亞洲或者俄羅斯相關研究的學科脈絡下。 1991年蘇聯解體後,內亞與東亞研究過去保持一定距離的平行發展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冷戰的結束直接導致了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轉變,如過去蘇聯學(Sovietology)因失去現實意義從而研究經費遭到大幅削減。 此外,由於蘇聯的解體,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等地對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以及軍事戰略意義一落千丈,內亞研究的研究條件也連帶遭受到重大的衝擊。過去由於冷戰而在美國學界興起的內亞研究,也因此在1990年代經費縮減的情況下逐步萎縮,最終造成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等過去美國內亞學研究重鎮紛紛收攤,僅剩下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在1993年將原有烏拉爾—阿爾泰學系改名為中央歐亞學系,成為此後美國唯一以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正規系所。 至於哈佛大學的內亞研究則在傅禮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英年早逝後,由當時已經年邁的柯立夫主持下維持了內亞與阿爾泰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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