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umns & Commentary

May 2 孔令偉，〈從潮汕看世界 評《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旺報》，2023年10月30日。 全文下載

May 2 孔令偉，〈清朝基層官員如何掌握新疆地理知識？──從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談起〉，載於《歷史學柑仔店》，2023年9月29日。 全文下載

Apr 30 孔令偉，2022年12月，〈史悠明與清末民初之際的中印關係〉，《讀書》（北京：三聯書店），525，頁 134–141。(CSSCI) 全文下載

Sep 16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蔡偉傑著，八旗文化2020年9月出版，332頁，新台幣450.00 近年西方製作有關中國古代話題的通俗作品中，往往將以柔然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想像為與中原政權對立並覬覦所謂“絲綢之路”財富的陰險反派。有的影視及卡通作品的設定建構了“中原／內亞”、“定居／遊牧”的二元對立敘事，從角色性格、拍攝背景乃至於服裝顏色，有意無意間將中原的定居文明詮釋為忠誠、富饒與多彩。與之相對，內亞的遊牧文明在劇中則被描述為善變、貧乏與陰暗。這種將中原與內亞（Inner Asia）簡化為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固非西方世界的原創，卻藉由好萊塢文化資本主義的價值輸出，廣泛地在當代世界傳播。事實上這類“中原／內亞”二元對立敘事在近代的系統化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史學建構。即便近代中國數遭巨變，這類民族主義話語的幽魂卻未徹底從歷史舞台上退場；反而從鄒容、汪精衛等人的時代開始，便在中文世界中徘徊不前，迄今未能消散。“中原／內亞”的二元對立敘事，為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影響，更直接導致了東西方學術話語間的誤讀與隔閡，如近年“新清史”爭議便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筆者亦曾對東西方學術話語的落差進行相關反思。 關於上述中原與內亞的史學敘事框架，近年逐漸成為中文世界眾所關注的議題，並具體反映在蒙元史與大清史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比較與延伸探討，筆者對此也曾進行過相關討論。雖然蒙元史與大清史間的延續與流變，並非一個全新話題，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對此早有深刻的觀察；然而隨著當代史學思潮的推進，近年中文學界的元史以及清史學者間逐漸出現一股新興的討論風潮，其中較具有代表意義的有沈衛榮的《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以及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等新作。因前者已有相關書評多篇，為避免重複，本文以下主要評介蔡著，後將其與沉著可供相互發明之處進行比較參照。 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書，主要收錄了作者近年關於內亞史的二十篇書評。全書主要根據評介著作的主題與時代分為三個部分，年代跨度從匈奴、蒙元到清朝。由於作者的治學興趣，篇幅主要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內亞史的部分尤其豐富。整體而言，作者的評述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對國際學術前沿成果掌握相對全面，視野獨到。對於中文世界的內亞史讀者而言，本書為頗具啟發意義的評述性作品。其中部分內容雖曾在學術刊物與報章雜誌上發表，但本書內容亦進行過一定程度的增補，尤其是對多篇原見於報紙的書評增補了注釋，有利於讀者進行進一步的資料查找。 作者雖自承本書的定位為評述性的輕學術讀物，而非原創性的研究專著，然而全書的結構安排與章節行文之間，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作者的學術關懷。本書主標題《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方面點出作者從世界史關照元、清中國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橫跨蒙元史與大清史的學術興趣。就世界史的歐亞格局以及元清比較視野而言，本書與沉著《大元史與新清史》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沉著第一章，亦從“約翰長老”等十三世紀歐洲的蒙古想像為出發討論當代蒙元史敘事，由此而言，蒙元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史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歐洲史乃至於世界史的研究範疇。 通過比較沈、蔡二人對“新清史”評價的異同，可以總結出一個較大的歷史關懷，即從國家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三點看來，元、明、清三代政權是否具有延續性抑或是變革性？沉著根據其對元、明、清三代宮廷與藏傳佛教的觀察，主要認為藏傳佛教所代表的“內亞性”並非清朝所特有的，而基本是繼承元、明兩代的遺產。另一方面，沉著對於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主張清朝為“佛教政府”的觀點亦持保留態度，同時認為統治者個人的宗教認同固然重要，然而並未凌駕於清朝整體的國家認同之上。至於通觀蔡著所收錄的評論，則多見族群認同、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三者間的關係，例如其中《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份認同——評介〈滿洲之道〉》一文便是一個例子。相對於沉著，蔡著雖也強調清朝對蒙元遺產的繼承與延續，卻亦同時強調族群與身份認同的特殊性對於建構清代國家認同的關鍵作用。二者在學術觀點上的側重不同，一方面除反映其治學關懷的差異，另一方面或許也體現出語文學與歷史人類學思潮對於元、清史學者所產生的不同啟發。 通觀上述兩本著作，筆者認為將來中文學界的研究者無論對於“內亞性”“新清史”或者“多語種史料”等議題抱持著什麼立場觀點，關鍵仍在於維持學術討論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而非強調立場過硬地武斷站隊，這也是上述兩本著作所具有的示範意義。正如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所言：“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學術觀點討論本無分東西新舊，如果必須片面強調特定立場的獨尊地位，反而失去了學術的開放性而容易導致思維固化，進而落入所謂信息繭房的誤區。 根據以上的觀察，筆者認為蒙元史與大清史的比較討論與學術對話的基礎，可以總結為“三個跨越”，即跨地域、跨斷代、跨文明，而這也正是筆者過去在評價中國史、內亞史、歐亞史乃至於世界史著作的一貫立場。所謂跨地域的格局，即是將元、清中原與內亞地區的交流，不僅視為中國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關於跨斷代的視野，則是反思過去以“中原正朔”為核心的一元化斷代史書寫，同時關注內亞多元社群文化的內在延續性。至於跨文明的關懷，則是將不同文明在歷史舞台上的多元角色等量齊觀，而非片面強調單一文明或者單一語文對於重構中國史乃至於世界史的優越性，避免陷入本文開頭所謂二元對立式的歷史敘事謬誤。如何通過實踐“三個跨越”，進而維繫蒙元史以及大清史敘事的開放性，將是中文學界與讀者們需要一同努力的目標。

Sep 28 本文摘自「觀察者網」網站〈孔令伟：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边疆史？〉 ，2019-11-28 美國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今依然備受關注。美國學界所書寫的中國邊疆史有何特點、動向？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取得了聯繫。 觀察者網：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美國學界研究中國邊疆史的緣起和代表性人物？ 孔令偉：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主要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奠基於二十世紀初期。這段期間美國學界主要繼承了來自歐陸的漢學以及中亞語文學學術傳統。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1854-1914）、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以及魏復古（Karl Wittfogel,1896-1988）等人。 此時的美國學術界主要是受到法國與德國學術傳統影響，如柔克義曾留學法國；勞佛與魏復古皆為德國萊比錫大學出身。歐陸傳統中對於美國學界的影響中，又以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系最為深遠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 如1928至1929年間，伯希和曾受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亞語文學講座赴美授課；1935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1911-1995）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資助前往巴黎留學師從伯希和，返回美國後在哈佛大學開創了該校內陸亞洲（Inner Asia）的研究傳統。1961年，曾師事伯希和的塞諾（Denis Sinor,1916-2011）從英國劍橋大學轉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任教，並奠定了該校中央歐亞研究的基礎。 除了接受歐陸的學院派傳統外，美國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亦不乏現實關懷。例如第一位學習藏語文的柔克義本人為一位外交官，並曾於1905—1909年間出任美利堅合眾國駐大清國公使，其1910年於《通報》上刊載之長篇論文《1644—1908年拉薩達賴喇嘛與中國滿洲皇帝的關係》（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不僅具有紮實的學術分量，還為西方讀者理解當時的內地與藏地關係提供了敏銳的觀察。 相對於與法國學界有過淵源的柔克義，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立基在大量實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則更進一步地反映出美國本土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現實關懷，這也體現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學界關於中國邊疆史研究在方法以及研究視野上的多樣性。 歐文·拉鐵摩爾與蔣介石在重慶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拉鐵摩爾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同時也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和國共雙方的高層都有來往。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是否使其研究彰顯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特點？ 孔令偉：從嚴格的學術劃分來說，拉鐵摩爾的研究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從研究區域來說，他主要研究以蒙古為核心的內陸亞洲；就學術範式而言，拉鐵摩爾與二十世紀初期深受歐陸傳統影響的美國漢學亦有本質上的區別。拉鐵摩爾曾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等學術機構的獎助，得以周遊新疆、內蒙以及東北等地從事實地考察研究，這與當時強調文本翻譯、研究的美國學院派漢學在方法上十分不同。 拉鐵摩爾的治學特色，在於結合現地考察與文獻資料，並以歷史研究視角試圖觀照當時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關係等現實議題，這點主要與他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間的在華經驗有關。如拉鐵摩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寓居北京期間，曾與當時在華的國際人士廣泛交往，而後其在四十年代出任蔣介石顧問的緣故，更使他在關懷內亞歷史與現實議題方面往往有著不同於當時其他西方學者的獨特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個人學術著作外，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拉鐵摩爾對美國學術界整體並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遺產，這也間接造成美國冷戰時期的中國學研究，最終由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為代表的沿岸海關以及內地研究為主流，而內亞邊疆研究卻相形失色的情況。 1972年10月6日，新華社報道周恩來總理會見拉鐵摩爾 觀察者網：二戰以後，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有所調整，這對於當時美國學界的中國邊疆史研究有何影響？ 孔令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諸如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鮑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等來自歐陸的傑出學人移民美國，不僅如此，諸如札奇斯欽（Jagchid Sechen,1915-2009）、貢布扎布•杭錦（GombojabHangin,1921-1989）以及薩迦達欽仁波切（JigdalDagchen Sakya Rinpoche,1929-2016）等蒙藏知識人亦受邀前往美國長期講學任教，這些戰後因現實因素所導致的新移民浪潮不啻為美國的中國邊疆研究再添新血。 需要釐清的是，在二戰之後直到冷戰結束前，美國學界中涉及中國邊疆史地的相關學者，其學科建制主要散落在蒙古學、藏學、阿爾泰學、中亞學乃至於斯拉夫研究中，而不再集中於傳統漢學的領域內，這點主要與當時美蘇對峙下的地緣政治格局有關。 至於在冷戰區域研究風潮下所興起的中國研究，則更關注中國沿海以及內地，其中尤以費正清所領導的研究流派一枝獨秀。換句話說，1945年至1991年間美國學術界涉及中國邊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並不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或者東亞研究中，反而相對被歸類在內陸亞洲或者俄羅斯相關研究的學科脈絡下。 1991年蘇聯解體後，內亞與東亞研究過去保持一定距離的平行發展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冷戰的結束直接導致了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轉變，如過去蘇聯學（Sovietology）因失去現實意義從而研究經費遭到大幅削減。 此外，由於蘇聯的解體，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等地對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以及軍事戰略意義一落千丈，內亞研究的研究條件也連帶遭受到重大的衝擊。過去由於冷戰而在美國學界興起的內亞研究，也因此在1990年代經費縮減的情況下逐步萎縮，最終造成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等過去美國內亞學研究重鎮紛紛收攤，僅剩下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在1993年將原有烏拉爾—阿爾泰學系改名為中央歐亞學系，成為此後美國唯一以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正規系所。 至於哈佛大學的內亞研究則在傅禮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英年早逝後，由當時已經年邁的柯立夫主持下維持了內亞與阿爾泰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Inner

Apr 18 林俊雄著，陳心慧譯，《草原王權的誕生》，臺北：八旗文化，2019。 自 2006 至 2010 年間，日本講談社為紀念該社創立一百週年而發起「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叢書一套共二十一本的出版計畫。這套兼具知識普及性及學術嚴謹性的叢書，由日本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執筆，雖然各自側重的地理範圍以及研究主題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本系列各書擁有一個共同的主軸，即試圖從多元的世界史觀點跳脫甚至是挑戰過去長期具有主導地位的西歐中心與華夏中心史觀。近年來，八旗出版社陸續翻譯「興亡的世界史」叢書，將日文的出版成果引介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筆者的研究興趣主要是近世以降中原與中央歐亞大陸關係史，而「興亡的世界史」叢書所體現的多元世界史視野中，以中央歐亞大陸為出發的世界史觀可以說是本叢書的一大特點，如其中第六卷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拔國家[1]、第十卷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漫長延續》，以及本文所討論之第三卷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皆為「中央歐亞大陸史觀」的代表之作。 有別於過去以西歐或中原文明為核心的傳統歷史敘事，林俊雄、森安孝夫以及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則關注活躍於中央歐亞地區的遊牧政權，並強調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重要歷史角色。通過這三本著作，中文世界的讀者或許可以嘗試跳脫過去歷史教科書中立基於華夏中心論的「漢—唐—元」一元中國史斷代敘事，進而從更為廣闊的歐亞大陸視角正視匈奴、鮮卑、突厥、粟特、回鶻、蒙古等過去被邊緣化的「他者」的歷史，及其對傳統中國乃至於世界歷史發展格局所造成的影響。 《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的作者林俊雄為日本出身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學者，主要研究古代中央歐亞大陸史，現為日本創價大學教授。本書的特色主要在於結合現地考古證據與東西文字史料，比較活躍於中央歐亞大陸西部的斯基泰與東部的匈奴這兩個遊牧政權，及其在溝通東西方文明上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本書各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對於不熟悉中央歐亞史的一般讀者來說，值得學習反思。如第一章提到，遊牧其實並不是一種落後於定居農耕的社會形體，相反地，中央歐亞上的人類文明應該是由最初的狩獵採集，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逐步進入定居的畜牧農耕社會；最終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左右，由於氣候乾燥化以及車輪與騎馬技術的引進，中央歐亞地區開始產生了遊牧化的社會。換句話說，遊牧社會並不是落後於農業社會的「野蠻人」，而是早期中央歐亞居民為了適應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的複雜社會生產型態。 在第二到第四章中，本書就古希臘史書、神話以及中央歐亞地區的考古材料，討論了斯基泰人的起源、藝術與墓葬。本書的觀點認為主要操東伊朗語系的斯基泰人起源於中央歐亞草原東部，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顯示，其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九世紀的蒙古高原西北部，隨後逐步向北高加索與西亞等地遷徙。 這個論點主要的意義，在於提醒一般讀者在探討中央歐亞史時，當代的國族劃分與歷史時期往往有重大的落差，尤其是對部分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來說，所謂「上下五千年」以及「自古以來」的歷史解釋，往往同樣地被挪用來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歷史發展而產生誤讀。換句話說，在公元九世紀前後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並非今日的蒙古人種，而是深目高鼻的古代印歐人。另一方面，本書作者也指出過去蘇聯學者因為政治因素傾向將斯基泰人視為黑海北岸的土著民而非來自東方的移民。這些都是近代國族觀點影響下歷史解釋所產生的明顯偏誤，值得後人所警惕。 在第五到第八章中，本書通過《史記》、《漢書》等漢文傳世史籍與相關考古學證據，試圖探討匈奴與漢朝的互動往來。作者在此提及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論點，如今天不少人提到「絲綢之路」，往往會將其緣起追溯至公元前二世紀漢朝派遣張騫「鑿空」西域，此後中國才通過西域的沙漠綠洲與西方進一步聯繫。實際上這種華夏中心史觀的解釋，並不能完全體現中央歐亞地區溝通東西方文明的實相。 根據目前發現的考古資料顯示，早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紀，也就是中國史上的戰國後期，作為中央歐亞遊牧政權的匈奴便已經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扮演著經濟中介與文化交流的角色。而後來張騫的出使路線，實際上即是根據當時中央歐亞遊牧民所開闢的商道。值得注意的是，匈奴的中間地位除了促成東西方在實體器物上的貿易往來，更通過物質文化流動推進了東西方神話中「格里芬」（獅鷲）與「龍」等抽象概念的交流。 除了東西交流的世界史意義外，本書關於匈奴的討論尚有一點值得中文世界的讀者留意，即考古證據指出匈奴統治範圍中存在不少定居人口聚落。過去蘇聯學者認為這些定居聚落的組成是匈奴從西域或者中原地區擄掠來的戰俘，但本書作者認為這些匈奴統治下的定居聚落具有強烈的漢文化色彩，而文獻史料也指出有不少漢人自願逃亡匈奴境內從事農耕活動。 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反思近代西方對「文明」（civilization）的定義提供問題意識的起點：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匈奴，是否完全沒有定居聚落？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而「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匈奴是否能稱作「文明」？強調定居築城的「文明」是否是衡量人類社會發展程度的唯一圭臬？這些問題或許都是隨著匈奴考古研究的推進，而值得進一步反思的人文課題。 西方語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實際上起源於拉丁文 cīvīlis，這個形容詞被用來指涉與「市民」（cīvis）以及「城市」（cīvitās）等相關的概念，由此西方語境中所定義的「文明」實際上是根據定居社會所產生的價值話語，這點與早期華夏文化中對「國人」與「野人」的區分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當代社會往往將西方語境中的「文明」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然而按照這個近代西方所推行的價值標準，那麼匈奴似乎很難被視為一個如同漢朝那樣高度發展而具有都市化的「文明」，而這又與傳統華夏中心史觀指導下的歷史論述，往往傾向將匈奴描述為侵略中原的野蠻人，而忽略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方文化的關鍵面貌，正好不謀而合。 換句話說，在傳統華夏中心史觀之外，近代「文明」概念指導下的史學研究，也很可能帶有過度強調定居社會的優越意識以及貶低遊牧社會的他者偏見；而這兩種史觀在二十世紀初近代中國史學的揉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的隔閡。而如何從世界史的格局出發，正視中原與中央歐亞之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促成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兩種研究範式的積極互動，應該是未來研究者應努力的目標。 行文至此，不禁令人聯想起電影《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中莫那・魯道（Mona Rudo）所說的那句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將「定居／遊牧」等同於「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概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與其說是一種普世價值，不如說更像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權力話語（the discourse of power）。 學習理解中央歐亞的歷史，正有助於培養讀者獨立反省這種權力話語的歷史思維，對於進一步省思近代臺灣原住民的歷史遭遇同樣有所裨益。從這個角度來說，世界史視野下的中央歐亞大陸，為今日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了一個跳脫西歐與華夏中心史觀的出發點，進而為培養現代公民的多元世界史觀提供遼闊的思想沃土。  （本文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外國人共同研究者） [1]相關介紹見拙評《澎湃新聞・上海書評》https://reurl.cc/mYbe1。

Mar 25 自 1911 年清朝覆亡以後，在近代中國起伏跌宕的政治運動下，清朝長期被視為一個閉關自守的政權。無論是晚清的革命黨，乃至於後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都將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清朝政府對世界局勢變化的無知，而清朝閉關鎖國的形象也深刻地烙印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記憶中。 不僅如此，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亦傾向將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挫折，歸因於清代中國的封閉與停滯。這兩種對近代中國的解釋範式，不僅長期在史學界佔據主導地位，至今仍廣泛地左右普羅大眾的歷史視野。 費正清（Source：取自費正清研究中心） 事實上，關於清朝閉關鎖國的歷史敘述，很有可能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特殊政治意識型態下所形成的產物。 另一方面，由於清朝統治族群的多元性，其內部的資訊情報傳遞除了通過漢文文書之外，亦經常以滿、蒙、藏與察哈臺文等多語文為載體，反映在今日世界各地所保存之卷帙浩繁的清代多語種文書。 隨著近年來清代多語種文書的整理、出版與數位化的推進，部分清史學者們開始重視清代滿、蒙、藏與察哈臺文諸語史料的解讀與運用，並得以發掘其中蘊含大量漢文史料所沒有記載的珍貴訊息。 透過梳理今日分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軍機處檔案，我近年重點考察了清朝在歐亞大陸深處所經營的情報網絡，及其在十八世紀初對印度蒙兀兒帝國的認識起源。 蒙兀兒帝國的創始者巴布爾及其士兵們（Source：Wikipedia） 作為人類歷史中悠久的古文明，清朝的中國和印度之間有著什麼樣深厚的歷史淵源與文化交流？ 自公元 646 年玄奘法師撰成《大唐西域記》後，印度的佛國形象更是深植漢文世界，即便在十六世紀末以降，隨著蒙兀兒帝國的建立使得印度開始逐步伊斯蘭化，清代漢文文獻中印度的佛教形象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 如果只閱讀清代漢文文獻，很容易得到「清朝對於印度的認知沿襲前代而又停滯不前」的印象。然而事實上，清朝最晚在十八世紀初，便已經對蒙兀兒帝國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十七世紀下半葉，居住在今日新疆北部的準噶爾蒙古人迅速崛起，並在其領袖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的帶領下，一方面與西藏地區的政教領袖保持良好聯繫，一方面又進逼東方的喀爾喀蒙古諸部，對清朝在內亞的權威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不惜傾全國之力對準噶爾汗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複雜的作戰計畫。 根據現存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清朝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便已經試圖對準噶爾人進行情報蒐集，最晚在 1720 年代清朝就已經針對準噶爾人形成系統性的情報蒐集網絡，其中位在今日西藏、新疆與喀什米爾交界處的拉達克王國曾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拉達克（Ladakn）的位置圖（Source：Wikipedia） 1717 年，準噶爾汗策旺阿拉布坦派遣軍隊經由今日新疆南部潛入西藏，成功奇襲拉薩，殺害了當時統治西藏的拉藏汗，西藏因此落入準噶爾人的勢力範圍。直到 1720 年清朝軍隊在康濟鼐等藏人武裝勢力的協助下進入西藏擊敗準噶爾人，並在 1721 年將避居在青海等地的七世達賴喇嘛迎回拉薩布達拉宮，此後清朝才逐步開始對西藏進行相對實質的掌控，而在此之後清廷方面也得以通過西藏與拉達克建立聯繫。 根據藏文《七世達賴喇嘛傳》，七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坐床後，曾經在 1723 年於拉薩接待過兩位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所派遣來的使者，達賴喇嘛對於兩位拉達克使者相當友善，並邀請他們參加了藏曆新年的宴會。在 1724 年初，這兩位拉達克使者辭別達賴喇嘛，離開拉薩。 七世達賴喇嘛（Source：Wikipedia） 根據臺北故宮所藏滿文檔案與《清實錄》，這兩位使者隨後路經西寧，由年羹堯派員護送前往北京，這是拉達克王國與清廷雙方第一次正式通使，隨後雙方開始建立正式的往來關係。根據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拉達克使者抵達北京以後，清廷內部對於如何處理與拉達克的關係，有過一系列謹慎的決策過程。 由於 1720 年前後清軍在進入西藏的過程中，拉達克王曾配合康濟鼐提供清朝方面相關協助，為此清廷內部曾經討論是否賜拉達克郡王頭銜。然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認為當時康濟鼐從清廷得到的封號僅為貝子，如果清廷晉封拉達克王為郡王則其地位將超過康濟鼐，很有可能導致藏人勢力不滿，這個提案因而遭到擱置。最後清廷內部決議，贈予拉達克王綢緞等禮品，而不提及賞賜封號等議題。 根據拉達克當地的藏文檔案，1726 年雍正帝曾寄送給拉達克王一封藏文信件以及各種禮物。在這封信件中，雍正帝感謝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為清朝所提供的協助，尤其是為清廷打聽並傳達準噶爾的相關情報。1729 年，尼瑪納木扎爾的長子德中納木扎爾即位成為拉達克的新國王，也曾與清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如 1732 年雍正帝曾寄信給德中納木扎爾，提及過去尼瑪納木扎爾曾與康濟鼐一同協助清朝，德中納木扎爾作為新國王應該與康濟鼐的繼承者頗羅鼐一起繼續與清朝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拉達克的統治者有著十分靈活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清代漢文史料中往往將拉達克描述成效忠清朝的蕞爾小國，但實際上拉達克一方面為清朝打聽準噶爾的軍事情報，另一方面卻又與準噶爾人保持著良好的外交與貿易關係。 在 1724 年拉達克遣使至清廷以前，拉達克人早就與準噶爾汗國建立了雙邊關係。例如根據拉達克的藏文檔案，1715 年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就曾經派遣使者前往準噶爾汗國；1720 年拉達克協助清軍進入西藏的同時，尼瑪納木扎爾亦未曾中斷與準噶爾的聯繫，反而繼續與其維持良好的通使關係。 由此可見，作為小國的拉達克在面對當時作為歐亞大陸兩大強權的清朝與準噶爾時，實際上並未徹底倒向一方，而是保持著靈活的兩手外交政策，藉此將自身的利益極大化，得以和清、準雙方都維持著貿易關係。 事實上，當時清朝也通過西藏方面，得知拉達克與準噶爾人之間仍保持聯繫，因此對於晉封拉達克王郡王頭銜乃至是否相信拉達克寄來之情報等事，都抱持著相對謹慎的態度。 今日西藏（Source：Dennis

Jun 16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陳寅恪（1890-1969），〈陳垣《敦煌劫餘錄》序〉[1] 1930年陳寅恪曾提出「預流」之說，指出新材料與新問題對於開創新時代學術的重要意義。依其說法，評價一位學者是否入流的標準，不外乎考慮學者對新問題的提出與思考，以及對新材料的發現與掌握。在告別2017年，迎來2018年之際，筆者習慣性地回顧過去一年參與的學術活動，並反思海內外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本文僅就筆者較為熟悉的明清史研究領域，透過回顧與介紹筆者於2017年舉辦、參與的學術活動，盼能管窺明清史學界發展的新趨勢。希望能借此為有志於明清史研究的同道，提供一些思考新材料與新問題的參照。 　　總體來說，筆者在去年所參與的學術活動中，觀察到海內外明清史研究者「比較視野」的拓展。在「五朵金花」問題意識的帶動下，中國的明清史學人早在1950年代，便透過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視野，來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然而隨著「五朵金花」的退潮，中國明清史學界自70年代後期逐漸轉向實證性的基礎研究，此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亦明顯獲得深化，反之，比較性的研究相對此前顯得沈寂許多。與此同時，自70年代比較視野開始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蓬勃發展，諸如在7、80年代，政治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經濟史家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藉由比較西歐與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歷程，建構所謂16世紀「歐洲奇跡」（European Miracle）的論述。與90年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都為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提供了新興的問題意識，比較視野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在西方歷史學界成長茁壯並持續發展至今，也對西方的中國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伊懋可（Mark Elvin）、黃宗智（Philip Hua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對明清中國經濟的「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內卷化」（involution）與同時期西歐對比的「大分流」等一系列相關爭論，一直延續至今。關於「歐洲奇跡」的相關討論與批判也在西方方興未艾，傑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05）在2009年出版的《歐亞奇跡》（The Eurasian Miracle）便是代表之一。 　　大體而言，70年代以後，相對於西方學界，中文明清史學界的主流開始轉入細緻的實證研究，即便此後中文學界仍有研究者持續留心明清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多半僅在上述西方問題意識的脈絡下進行。 　　我們不禁要問，比較視野對於近來明清史研究的發展究竟有何啓發？明清史學界又如何通過比較視野，發掘新材料、新問題？而比較視野本身對明清史學界，又具有怎樣的新意？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思考。筆者在2017年舉辦並參加三場學術活動，其中的觀察或能為這些問題提供些許線索。藉這幾場學術活動的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比較視野對於中文明清史學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不應單純以「歐洲奇跡」作為前提，將中國僅僅作為論證西歐發展的一個外來對照。 一、「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 　　2017年8月3–4日，在馮其庸學術館的贊助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在無錫聯合召開了「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這場學術會議聚焦於明清史研究中被歸類為「內亞」與「華南」的兩派研究。事實上「內亞」、「華南」，並不單純是以研究地域所劃分的學派，如有學者的研究區域雖然屬於「內亞」，方法上卻無疑更貼近「華南」。而所謂的「華南學派」，研究的地域範圍也早已不局限在華南，因此有人認為「華南學派」實際上已成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人類學派」。因此，與其將二者視為具有組織性的學派，不如說是明清史學者們各自對歷史語文學（Philology）和歷史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繼承與發展？對筆者來說，這場活動的主要啓發，在於「內亞」與「華南」雙方學者的交鋒，尤其是對不同區域個案間相關課題的跨地區比較，所引申的相關討論。會議的開頭，分別由劉迎勝（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兩位教授（以下省略敬稱），從歷史語文學、社會經濟史等學科進行大會主題發言。劉迎勝以「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審音勘同法」為題，系統地闡述了歷史語文學對於中原與內亞民族交流史的意義。趙世瑜則以「歷史人類學的前瞻及其與歷史語文學的對話」為題，提出了歷史人類學與歷史語文學對話的可能性。 （一）旗籍、科舉與社會流動 　　本會議共分八個場次，以清史研究中制度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為開頭，三位發表人透過爬梳清代官方典籍、地方科舉文書，並結合文獻考訂、量化統計與田野考察等多元方法，為本次會議多學科對話奠下良好基礎。 　　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以「田文鏡旗籍考」為題，指出當代學者無不沿襲《欽定八旗通志》、《清史列傳》與《清史稿》等記載的說法，認為雍正朝名臣田文鏡（1662-1732）原屬漢軍正藍旗，後於雍正五年（1727）抬入漢軍正黃旗。然而利用田文鏡京察自陳題本，加上《縉紳錄》的記載，可知田文鏡原隸屬漢軍鑲藍旗，而非正藍旗，董建中進而探討這一記載錯誤的可能原因。他還發現地方誌等對田文鏡的旗籍記載實為正確，引人思考：在面對官員旗籍記載歧異時，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央記載必優於地方文獻。 　　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在報告「清代石倉闕氏的科舉參與和文武之道」時，利用浙江石倉文書中的科舉賬簿，考察清中期煉鐵積累財富後，闕氏除了展開捐監、文科舉，以及家族聯姻等活動，更抓住了太平天國時期，武科舉中試率提高的機會，實現「文武並舉」轉向。此項研究通過考察文本與田野，試圖將科舉制在地方社會中的實踐，做更細緻的分析。 　　邱源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報告題目為「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北地方社會」，他考察遍布畿輔、為數甚眾的八旗莊園人群，討論土地、分家與繼承等問題，並嘗試分析八旗制度對華北地方社會（包括非旗人社會）帶來的普遍性影響。清代旗人生活區域廣闊，尤其在北方地區，旗人成為當地社會主要人群之一，對地方基層社會、非旗人群體所產生的影響不能忽略。關注八旗制度、旗人群體，或為清代華北鄉村基層社會研究一個重要的視角，能彌補部分研究空白。[2] （二）清朝、內亞與多語檔案 　　近年來清代滿、蒙、藏文檔案的整理、出版與使用，獲得了長足的推進，也使得長期耕耘多語種歷史檔案的內亞研究者，得以利用新材料推進內亞史研究的前沿。道幃．才讓加（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研究員）以「有關為乾隆皇帝駕崩修善祈福特遣使赴藏熬茶超度檔案考述」為題，透過嘉慶四年（1799）間三件滿、蒙、藏文合璧皇帝敕書，分析和研究為乾隆皇帝駕崩後，差使赴藏齊聚僧眾誦經祈福，及熬茶超度的歷史。另一位發表者烏雲畢力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討論「羅布藏舒努與十八世紀歐亞衛拉特汗國和清朝的關係」。他利用滿、蒙、漢等多語種檔案文獻，考察準噶爾汗國策妄阿喇布坦（1663-1727）之子羅布藏舒努，與其異母兄噶爾丹策零（1695-1745）之間的政治鬥爭，並分析雍正帝遣使土爾扈特，希望將羅布藏舒努帶回北京，利用其與噶爾丹策零抗衡的戰略佈局。[3] （三）土地、遊牧與地緣政治 　　第三場次的三位發表人從地方史的視角，討論遊牧社會與土地之間的關聯性。近年來清代內亞史的焦點，多側重在國家的權力核心層面，但發表者們利用蒙、滿文歷史文獻，乃至於地方口傳記載，充分體現出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的複雜交錯，可謂頗具新意。 　　玉海（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博士）在「翁牛特右翼旗獻地與木蘭圍場始置時間考」中指出，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年間，作為清朝的重要政治、軍事中心，在清前中期發揮重要作用，其地界主要獻自翁牛特右翼旗和喀喇沁右翼旗。玉海利用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印務處檔案，對前人研究中提到的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二十年（1681）和二十三年（1684）兩種不同觀點進行分析，並提出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翁牛特右翼旗獻地才是真正木蘭圍場始置時間的新觀點。同時，對翁牛特右翼旗所獻地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 　　烏雲格日勒（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研究員）報告題目為「花尚阿與愛興阿——20世紀初扎魯特二旗協理台吉與當時的社會」。他梳理民國初年扎魯特左右翼二旗兩名協理台吉的經歷，以個案研究形式，探討環境的變化、政策的轉變、時局的動蕩，個人的經歷如何複雜而多面地交織在一起，又如何構成20世紀初蒙旗歷史的史實。另外，古代遊牧民族常以口耳相傳的形式記憶民族歷史，蒙古民間也流傳著許多膾炙人口的歷史傳說。在講題「斷軸之端，文史之遺——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中，薩出日拉圖（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利用語文學的方法，對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及其史源作了探究，指出歷史傳說與文本史料相結合可以互為補充，拓展民族史的研究領域。 （四）祭祀、技術與商業網絡 　　第四場次從地方祭祀與勞動組織為出發點，利用許多新見的地方文書、碑刻等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各地地方基層社會的構成及其功能。任建敏（中山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的「從神明到祖先——清代桂林府臨桂縣茶洞地區的社會轉型」，以清代廣西桂林府臨桂縣的茶洞地區為個案，揭示宋代「徭團」、元代「屯田千戶所」、明代「獞寨」、清代「猺里」等不同標籤之下的茶洞地區，其中不同背景人群間的複雜互動，以及這一地區從神明信仰為核心，到祖先信仰為核心的社會轉型。「浙南民間道壇歷史的時空構造——以泰順地方道教的儀式文獻為主」，由祁剛（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報告。他以浙南泰順縣內民間道壇慣行之「祖師科」與「地主科」為基本史料，間以族譜、方志等資料參照。揭示明清時期道士家族及其世業道壇的組織原理、歷史構造，探討當地道士在社區儀式中構建本地歷史、神聖空間的「地方性」意識。王懿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發表題目為「清代雲南個舊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他使用方志、碑刻資料、技術文獻和中央檔案，對18至19世紀上半葉雲南舊地區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進行研究。王懿君在研究採礦和冶煉技術的基礎上，將社會關係納入「技術」的範疇進行討論，認為以「七長制」為特點的「半自治社會」，為雲南地區乃至東南亞華人採礦業的發展，提供了在資本籌集和勞動管理上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時，他重新定義了「技術」在近世（early modern）語境中的含義，挑戰了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觀。 （五）族群、邊疆與身分認同 　　本場次的發表者們利用漢、藏、滿等多語種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的互動與交融。胡簫白（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發表的「非此即彼？——明代川西北的群體標籤和身份政治」，關注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身分政治。在漢、藏勢力進入邊區社會的歷史場景下，作為群體標識的「番—羌」、「黑—白」、「大—小」等二元標籤，皆經歷了內涵及功能的歷時性嬗變，為觀察邊疆社會本地人群，與外來勢力之間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互動，提供了極佳視角。謝光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以「前世今生：第八世東古夏仲活佛的還俗書寫」為題，討論康區甘孜東古寺（Stong ’khor）第八世夏仲活佛阿旺多覺雲丹繞給（Ngag dbang mdo rgyud yon tan rab rgyas, 1853-1895）的人生史。藉由藏文《歷輩東古人物傳》（Stong ’khor zla ba rgyal mtshan

Jul 15 文· 读书 在晚清的革命史叙述中，清朝是一副“闭关锁国”的落后面目，而本文对拉达克情报网的研究，则展示了其隐于藏、蒙、满以及波斯文档案中的另一种形象。事实上，通过地处新疆、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拉达克，清朝建立了中亚、南亚与俄罗斯各地的情报网，并将情报纵深运用于其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这一突破历史叙事的尝试，也许可以引出一些有关清朝历史的新议题。 或许今天多数人对于拉达克这个名字并不熟悉，然而这个位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的神秘国度，在两百多年前却和清朝有着密切的文书往 来，甚至为清代中国提供了大量关于南亚、中亚、俄罗斯乃至中东的情报与地理信息。然而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即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过去对于清朝横跨欧亚的 情报网络以及拉达克商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普遍缺乏深刻的认识。究竟清朝是如何首先认识到十八世纪的南亚与中东等地的？而拉达克这个看似遥远的异域又 是如何牵动清朝的跨国情报网络的？而更进一步来说，十八世纪的清朝究竟是不是一个 “闭关锁国 ”而对世界地理缺乏认知的政权？随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清代档案的整理与开放，以及通过对汉、满、蒙、藏与波斯文等多语种文书进一步的解读，这些问题的答案 似乎逐渐明朗。而要讨论清朝在欧亚大陆深处所建立的情报网络，则得先从当时雄踞中亚的准噶尔汗国及其与清朝的竞逐开始谈起。 拉达克的提可色修道院（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皇太极早在一六四四年入关以前，就已经于一六三六年在盛京称帝并立国号为 “大清 ”。或许有人会问：此时明朝不是还没灭亡吗？那么皇太极称帝所依据的合法性为何？其实皇太极最早称帝的合法性依据，并不在于对中原王朝与儒教传统的继承， 而是来自蒙古游牧帝国与藏传佛教的正统性。这也是为何皇太极在一六三四年击败成吉思汗的传人察哈尔林丹汗，并从其处获得传说为 大元帝师八思巴所造的大黑天金佛像后，随即于两年内称帝的缘故。而顺治皇帝在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原后，立即致书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而几经鱼雁往返， 双方终于一六五二年在北京郊外会晤，模仿元朝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模式，结成 “施主 ”与“福田 ”关系。由此而言，顺治皇帝可说是充分继承了皇太极时期的内亚政策。 清朝在立国之初的内亚性，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普世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在内亚世界的整体布局；而满洲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所遭遇到的两场最大的统治危机，也几 乎都与内亚势力有关。首先是一六七三到一六八一年间以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这场危机看似是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扑，然而事实上背后蒙藏势力也参与其中。 除了一六七五年林丹汗之孙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趁机反叛，根据蒙藏文史料，吴三桂本人甚至遣使携厚礼沟通五世达赖喇嘛，希望借助其在康区和青海的影响力与清 朝相抗衡，然而这个计划最终为清朝所识破。虽然康熙帝本人为此事对五世达赖喇嘛颇有微词，但此事件也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而告一段落。然而与此同时，在西北 崛起的准噶尔蒙古人，也迅速从部落国家扩张为汗国，而其首领噶尔丹更曾接受达赖喇嘛鼎力相助。噶尔丹出身准噶尔贵族，然而因出生不久便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 鲁派温萨活佛转世，自幼在西藏接受严格的寺院教育，并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第悉桑杰嘉措等卫藏政教领袖过从甚密。而噶尔丹与康熙帝对蒙古汗统佛教共主的 正统性争夺，直接激化了十七世纪末的清准冲突。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宫中档，康熙帝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噶尔丹的活佛背景，并最终拦截到噶尔丹与卫藏 政教领袖的往来书信。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作为官书的《清实录》竟称噶尔丹 “迷惑回子之教，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 ”，这很明显是为了否定噶尔丹的佛教正统性而做出的政治宣传。 即使康熙帝最终痛击了准噶尔人，而噶尔丹本人亦于一六九七年亡故，准噶尔的问题仍未彻底平息。十七世纪清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准噶尔与西藏问题，使得 日后清朝皇帝对于内亚事务莫不留心，而尤以雍正与乾隆二帝为甚。十七世纪后期清准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发展对准噶尔乃至中亚的情报搜集工作， 而位处新疆、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拉达克，便成为清朝建构欧亚大陆情报网的重要环节。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往来源远流长，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至公元 九世纪。由于与西藏紧密的地缘关系，十七世纪拉达克地区盛行藏传佛教，而统治阶层对西藏文化及语言也相当熟悉。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拉达克与西藏发生战争，由 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政权在蒙古人的协助下取得胜利，此后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并保持定期往来。也就是在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基础上，清朝得以进一 步介入拉达克事务并最终将其纳入自身的信息来源。 噶尔丹（1644-1697） 一七一七年，准噶尔人奇袭西藏，杀死了当时实际掌握卫藏地区的拉藏汗并占领了拉萨，而这也给了清朝派兵进入西藏的一个借口。一七二一年清军在驱逐准噶尔人并 控制了西藏局势后，为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坐床仪式，此后西藏政局又重新稳定了下来。根据藏汉文史料，一七二三年底有两名拉达克的使者前来拜谒达赖喇嘛，并 于一七二四年初随着七世达赖喇嘛与五世班禅喇嘛的使团前往北京，而这也正是现存记载中拉达克与清朝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通使。在一七二四年中，雍正帝接见了远 道而来的拉达克使团，虽然《清实录》等汉文史料对此仅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然而事实上清廷方面对于拉达克使团的到访相当重视，并有过严密的内部讨论。如根 据一份年羹尧所上呈的满文奏折，雍正帝曾下令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拉达克事务，对于册封拉达克王一事及其对西藏政情的影响，有过审慎的分析。另一方面， 清朝也密切关注着拉达克与准噶尔人之间的联系。虽然拉达克人曾在清军 “驱准保藏 ”的过程中暗中给予协助，然而根据藏文档案，拉达克人同时也和准噶尔人保持着通使往来的关系。换句话说，面对清朝和准噶尔人这两个强大势力在内亚的竞逐， 拉达克人并没有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灵活的两面政策。当然，清朝也很机警地认识到这点。根据一七二九年岳钟琪上奏雍正帝的密折，拉达克人与准噶尔 人持续有所往来。在岳钟琪的报告中，提到拉达克从属于某个叫作 “克齐 ”的政权，而所谓的 “克齐 ”其实就是藏语 “喀切 ”（穆斯林）的音译，在此实际上指的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而这很有可能也正是清朝对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最早的认识。这也就是说，当十八世纪初清朝

Feb 6 即便距离首次问世已有三年，“一带一路”仍可说是2016年最热门的时事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交流也逐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 就笔者于2016年所参加的几场学术会议而言，如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办之“第十四届国际藏学大会”；7月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教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召开之“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不少海内外与会学者对于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流，愈来愈加关注。此外，笔者于去年8月与乌云毕力格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举办之“帝国与族群：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以及在11月与滕华瑞（Gray Tuttle）教授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主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更是直接以探讨历史时期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会议主旨。根据笔者参加这些会议的经验，中外学人逐步倾向将中国史放置在东亚史乃至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尤其在海外学术界，以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研究核心的取径，或者将中国孤立于其他周边地区的研究，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口号风行于中国的当下，史学界将会如何应对并自发地产生现实关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2016年11月11-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与东亚系举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图为哥大藏学讲座滕华瑞教授开幕致辞。 就本人较为熟悉的清史与内亚研究而言，笔者以为重视内亚与海洋史的多元视角，不仅能为中国研究本身注入新的活力，更可以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东亚、内亚与东南亚的过去与未来，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进而反思过去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史、内亚史与海洋史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不仅有助于区域研究的整合，亦能通过中国周边地区的多元视野，动态地考察“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历史变迁。适逢新年之际，应澎湃新闻之邀分享去年的阅读收获，笔者是以不避孤陋，从清史与内亚学的角度分享一些相关的阅读心得，并旁及海洋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尤其是对于近十年出版而尚未受到中文学界广泛关注的佳作进行简介。然而囿于识见以及行文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尚请读者指正。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外史学界对清帝国性质的争辩，清朝统治的内亚因素受到广泛的讨论，这也使冷战后突然消沉的内亚学重新为世人所关注。而从美国传来的 “新清史”及其所引发的学术辩论，更是蔚为风潮，甚至引起许多原本不从事清代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人，纷纷跨足清史研究，颇有指点江山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长期耕耘档案材料，精通多语种文献的清史研究者，却反而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却也造成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对为中文读者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尤其当“新清史”争议在中国学界炒得火热的同时，被部分中国学者视为“新清史”思想根源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却鲜有清史研究者做出相关回应。对照“新清史”争议在中国所衍生出的激情，日本学界对于学术分歧一贯的审慎与笃实的学风，或许发人深省。在部分中国学者耗费精力怒斥“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当下，日文学界在清史与满学研究上却持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河内良弘积二十余年之力，终于出版《满洲语词典》（松香堂书店，2014），为清史、满学与满文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读者指正。 关于中国东北民族史，京都大学教授松浦茂《清朝的黑龙江政策与少数民族》（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杰作。本书作者运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大量满文一手史料，深刻爬梳了十七末至十九世纪清朝对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调查、八旗制度的引进、地方居民的集团移住以及东北毛皮贸易等课题，为探讨清廷中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尼布楚条约后清廷在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地理调查与国界勘定，笔者认为这些案例很可能反映出清朝作为前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具备一定的地理情报搜集整合能力以及类似于近代国境线的概念，这让笔者联想到几个相关的议题：如“国界”的概念，是否必然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物？通观研究中俄在满洲与新疆的案例，是否有可能对作为历史产物的“国界”提供新的历史诠释？此外，关于地理认知与毛皮贸易网络的议题，似乎也可与马世嘉（Matthew W. Mosca）《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3）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即将出版之《皮草装点的世界：清王朝统治之下的野生生物、原始地带及自然边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7）相互参照。 日本关于清史与内亚学的著作甚多，笔者无法一一在此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原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追寻田野与文书》（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ールドと文书を追って；山川出版社，2008）。这本论文集集结了十五篇来自日本、中国与美国清史研究者的论文，重点讨论清代八旗、清代档案中的地方社会以及清朝与蒙古等课题。本书题为“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清朝史”与“清代史”这两种取径的不同。有学者认为倾向“清朝史”研究者多半通晓满文，强调清朝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满洲特性；而“清代史”研究者则偏向使用汉文材料，侧重于明清两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延续性。这种二分的说法或许不够精确，但也反映出重视满文文献与内亚视角的研究者，在日本清史学界可以说是雄踞一方；而侧重汉文史料的取径，仅仅是日本清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换言之，日本的清史研究并没有片面强调中原或者内亚其中一个面向，而是保持着相对多元的学术风气。有趣的是， 即便日本的“清代史”研究者多半使用汉文，却鲜有学人公开贬低满文史料的重要性，而“清朝史”研究者更是不遗余力搜集整理满文史料。反观中国学界，满文与汉文材料的使用者不仅比例悬殊，绝大多数的清史研究者对于内亚视角亦缺乏基本的认识与理解。回顾2016年，有中国学者为反对“新清史”，公开批判“满文史料的局限性”，竟把运用满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史料和“新清史”机械地画上等号，这不啻为一大憾事。中国自历史时期逐步发展为今日的多民族国家，清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日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若仍抱持着汉文史料独尊的心态，不能平等地看待满、蒙、藏、维等民族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这不仅是在学术上画地为牢，更有可能不利于建设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除了日本学者之外，近年西文学界的蒙古学与藏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内亚与清朝的交往。就笔者的阅读经验，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史卫国（Peter Schwieger）《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政治史研究》（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