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
Sep 28 本文摘自「觀察者網」網站〈孔令伟：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边疆史？〉 ，2019-11-28 美國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今依然備受關注。美國學界所書寫的中國邊疆史有何特點、動向？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美國學者筆下的中國邊疆史？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取得了聯繫。 觀察者網：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美國學界研究中國邊疆史的緣起和代表性人物？ 孔令偉：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主要起源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奠基於二十世紀初期。這段期間美國學界主要繼承了來自歐陸的漢學以及中亞語文學學術傳統。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1854-1914）、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以及魏復古（Karl Wittfogel,1896-1988）等人。 此時的美國學術界主要是受到法國與德國學術傳統影響，如柔克義曾留學法國；勞佛與魏復古皆為德國萊比錫大學出身。歐陸傳統中對於美國學界的影響中，又以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系最為深遠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 如1928至1929年間，伯希和曾受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亞語文學講座赴美授課；1935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1911-1995）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資助前往巴黎留學師從伯希和，返回美國後在哈佛大學開創了該校內陸亞洲（Inner Asia）的研究傳統。1961年，曾師事伯希和的塞諾（Denis Sinor,1916-2011）從英國劍橋大學轉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任教，並奠定了該校中央歐亞研究的基礎。 除了接受歐陸的學院派傳統外，美國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研究亦不乏現實關懷。例如第一位學習藏語文的柔克義本人為一位外交官，並曾於1905—1909年間出任美利堅合眾國駐大清國公使，其1910年於《通報》上刊載之長篇論文《1644—1908年拉薩達賴喇嘛與中國滿洲皇帝的關係》（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不僅具有紮實的學術分量，還為西方讀者理解當時的內地與藏地關係提供了敏銳的觀察。 相對於與法國學界有過淵源的柔克義，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立基在大量實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則更進一步地反映出美國本土學界對於中國邊疆的現實關懷，這也體現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學界關於中國邊疆史研究在方法以及研究視野上的多樣性。 歐文·拉鐵摩爾與蔣介石在重慶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拉鐵摩爾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同時也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和國共雙方的高層都有來往。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是否使其研究彰顯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特點？ 孔令偉：從嚴格的學術劃分來說，拉鐵摩爾的研究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從研究區域來說，他主要研究以蒙古為核心的內陸亞洲；就學術範式而言，拉鐵摩爾與二十世紀初期深受歐陸傳統影響的美國漢學亦有本質上的區別。拉鐵摩爾曾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等學術機構的獎助，得以周遊新疆、內蒙以及東北等地從事實地考察研究，這與當時強調文本翻譯、研究的美國學院派漢學在方法上十分不同。 拉鐵摩爾的治學特色，在於結合現地考察與文獻資料，並以歷史研究視角試圖觀照當時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關係等現實議題，這點主要與他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間的在華經驗有關。如拉鐵摩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寓居北京期間，曾與當時在華的國際人士廣泛交往，而後其在四十年代出任蔣介石顧問的緣故，更使他在關懷內亞歷史與現實議題方面往往有著不同於當時其他西方學者的獨特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個人學術著作外，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拉鐵摩爾對美國學術界整體並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遺產，這也間接造成美國冷戰時期的中國學研究，最終由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為代表的沿岸海關以及內地研究為主流，而內亞邊疆研究卻相形失色的情況。 1972年10月6日，新華社報道周恩來總理會見拉鐵摩爾 觀察者網：二戰以後，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有所調整，這對於當時美國學界的中國邊疆史研究有何影響？ 孔令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諸如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鮑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等來自歐陸的傑出學人移民美國，不僅如此，諸如札奇斯欽（Jagchid Sechen,1915-2009）、貢布扎布•杭錦（GombojabHangin,1921-1989）以及薩迦達欽仁波切（JigdalDagchen Sakya Rinpoche,1929-2016）等蒙藏知識人亦受邀前往美國長期講學任教，這些戰後因現實因素所導致的新移民浪潮不啻為美國的中國邊疆研究再添新血。 需要釐清的是，在二戰之後直到冷戰結束前，美國學界中涉及中國邊疆史地的相關學者，其學科建制主要散落在蒙古學、藏學、阿爾泰學、中亞學乃至於斯拉夫研究中，而不再集中於傳統漢學的領域內，這點主要與當時美蘇對峙下的地緣政治格局有關。 至於在冷戰區域研究風潮下所興起的中國研究，則更關注中國沿海以及內地，其中尤以費正清所領導的研究流派一枝獨秀。換句話說，1945年至1991年間美國學術界涉及中國邊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並不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或者東亞研究中，反而相對被歸類在內陸亞洲或者俄羅斯相關研究的學科脈絡下。 1991年蘇聯解體後，內亞與東亞研究過去保持一定距離的平行發展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冷戰的結束直接導致了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轉變，如過去蘇聯學（Sovietology）因失去現實意義從而研究經費遭到大幅削減。 此外，由於蘇聯的解體，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等地對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以及軍事戰略意義一落千丈，內亞研究的研究條件也連帶遭受到重大的衝擊。過去由於冷戰而在美國學界興起的內亞研究，也因此在1990年代經費縮減的情況下逐步萎縮，最終造成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等過去美國內亞學研究重鎮紛紛收攤，僅剩下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在1993年將原有烏拉爾—阿爾泰學系改名為中央歐亞學系，成為此後美國唯一以蒙古、西藏以及中亞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正規系所。 至於哈佛大學的內亞研究則在傅禮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英年早逝後，由當時已經年邁的柯立夫主持下維持了內亞與阿爾泰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In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