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2, 2018

Jun 16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陳寅恪（1890-1969），〈陳垣《敦煌劫餘錄》序〉[1] 1930年陳寅恪曾提出「預流」之說，指出新材料與新問題對於開創新時代學術的重要意義。依其說法，評價一位學者是否入流的標準，不外乎考慮學者對新問題的提出與思考，以及對新材料的發現與掌握。在告別2017年，迎來2018年之際，筆者習慣性地回顧過去一年參與的學術活動，並反思海內外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本文僅就筆者較為熟悉的明清史研究領域，透過回顧與介紹筆者於2017年舉辦、參與的學術活動，盼能管窺明清史學界發展的新趨勢。希望能借此為有志於明清史研究的同道，提供一些思考新材料與新問題的參照。 　　總體來說，筆者在去年所參與的學術活動中，觀察到海內外明清史研究者「比較視野」的拓展。在「五朵金花」問題意識的帶動下，中國的明清史學人早在1950年代，便透過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視野，來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然而隨著「五朵金花」的退潮，中國明清史學界自70年代後期逐漸轉向實證性的基礎研究，此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亦明顯獲得深化，反之，比較性的研究相對此前顯得沈寂許多。與此同時，自70年代比較視野開始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蓬勃發展，諸如在7、80年代，政治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經濟史家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藉由比較西歐與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歷程，建構所謂16世紀「歐洲奇跡」（European Miracle）的論述。與90年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都為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提供了新興的問題意識，比較視野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在西方歷史學界成長茁壯並持續發展至今，也對西方的中國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伊懋可（Mark Elvin）、黃宗智（Philip Hua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對明清中國經濟的「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內卷化」（involution）與同時期西歐對比的「大分流」等一系列相關爭論，一直延續至今。關於「歐洲奇跡」的相關討論與批判也在西方方興未艾，傑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05）在2009年出版的《歐亞奇跡》（The Eurasian Miracle）便是代表之一。 　　大體而言，70年代以後，相對於西方學界，中文明清史學界的主流開始轉入細緻的實證研究，即便此後中文學界仍有研究者持續留心明清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多半僅在上述西方問題意識的脈絡下進行。 　　我們不禁要問，比較視野對於近來明清史研究的發展究竟有何啓發？明清史學界又如何通過比較視野，發掘新材料、新問題？而比較視野本身對明清史學界，又具有怎樣的新意？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思考。筆者在2017年舉辦並參加三場學術活動，其中的觀察或能為這些問題提供些許線索。藉這幾場學術活動的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比較視野對於中文明清史學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不應單純以「歐洲奇跡」作為前提，將中國僅僅作為論證西歐發展的一個外來對照。 一、「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 　　2017年8月3–4日，在馮其庸學術館的贊助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在無錫聯合召開了「內亞與華南的交匯：明清中央檔案與地方文書工作坊」。這場學術會議聚焦於明清史研究中被歸類為「內亞」與「華南」的兩派研究。事實上「內亞」、「華南」，並不單純是以研究地域所劃分的學派，如有學者的研究區域雖然屬於「內亞」，方法上卻無疑更貼近「華南」。而所謂的「華南學派」，研究的地域範圍也早已不局限在華南，因此有人認為「華南學派」實際上已成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人類學派」。因此，與其將二者視為具有組織性的學派，不如說是明清史學者們各自對歷史語文學（Philology）和歷史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繼承與發展？對筆者來說，這場活動的主要啓發，在於「內亞」與「華南」雙方學者的交鋒，尤其是對不同區域個案間相關課題的跨地區比較，所引申的相關討論。會議的開頭，分別由劉迎勝（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兩位教授（以下省略敬稱），從歷史語文學、社會經濟史等學科進行大會主題發言。劉迎勝以「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審音勘同法」為題，系統地闡述了歷史語文學對於中原與內亞民族交流史的意義。趙世瑜則以「歷史人類學的前瞻及其與歷史語文學的對話」為題，提出了歷史人類學與歷史語文學對話的可能性。 （一）旗籍、科舉與社會流動 　　本會議共分八個場次，以清史研究中制度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為開頭，三位發表人透過爬梳清代官方典籍、地方科舉文書，並結合文獻考訂、量化統計與田野考察等多元方法，為本次會議多學科對話奠下良好基礎。 　　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以「田文鏡旗籍考」為題，指出當代學者無不沿襲《欽定八旗通志》、《清史列傳》與《清史稿》等記載的說法，認為雍正朝名臣田文鏡（1662-1732）原屬漢軍正藍旗，後於雍正五年（1727）抬入漢軍正黃旗。然而利用田文鏡京察自陳題本，加上《縉紳錄》的記載，可知田文鏡原隸屬漢軍鑲藍旗，而非正藍旗，董建中進而探討這一記載錯誤的可能原因。他還發現地方誌等對田文鏡的旗籍記載實為正確，引人思考：在面對官員旗籍記載歧異時，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央記載必優於地方文獻。 　　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在報告「清代石倉闕氏的科舉參與和文武之道」時，利用浙江石倉文書中的科舉賬簿，考察清中期煉鐵積累財富後，闕氏除了展開捐監、文科舉，以及家族聯姻等活動，更抓住了太平天國時期，武科舉中試率提高的機會，實現「文武並舉」轉向。此項研究通過考察文本與田野，試圖將科舉制在地方社會中的實踐，做更細緻的分析。 　　邱源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報告題目為「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北地方社會」，他考察遍布畿輔、為數甚眾的八旗莊園人群，討論土地、分家與繼承等問題，並嘗試分析八旗制度對華北地方社會（包括非旗人社會）帶來的普遍性影響。清代旗人生活區域廣闊，尤其在北方地區，旗人成為當地社會主要人群之一，對地方基層社會、非旗人群體所產生的影響不能忽略。關注八旗制度、旗人群體，或為清代華北鄉村基層社會研究一個重要的視角，能彌補部分研究空白。[2] （二）清朝、內亞與多語檔案 　　近年來清代滿、蒙、藏文檔案的整理、出版與使用，獲得了長足的推進，也使得長期耕耘多語種歷史檔案的內亞研究者，得以利用新材料推進內亞史研究的前沿。道幃．才讓加（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研究員）以「有關為乾隆皇帝駕崩修善祈福特遣使赴藏熬茶超度檔案考述」為題，透過嘉慶四年（1799）間三件滿、蒙、藏文合璧皇帝敕書，分析和研究為乾隆皇帝駕崩後，差使赴藏齊聚僧眾誦經祈福，及熬茶超度的歷史。另一位發表者烏雲畢力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討論「羅布藏舒努與十八世紀歐亞衛拉特汗國和清朝的關係」。他利用滿、蒙、漢等多語種檔案文獻，考察準噶爾汗國策妄阿喇布坦（1663-1727）之子羅布藏舒努，與其異母兄噶爾丹策零（1695-1745）之間的政治鬥爭，並分析雍正帝遣使土爾扈特，希望將羅布藏舒努帶回北京，利用其與噶爾丹策零抗衡的戰略佈局。[3] （三）土地、遊牧與地緣政治 　　第三場次的三位發表人從地方史的視角，討論遊牧社會與土地之間的關聯性。近年來清代內亞史的焦點，多側重在國家的權力核心層面，但發表者們利用蒙、滿文歷史文獻，乃至於地方口傳記載，充分體現出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的複雜交錯，可謂頗具新意。 　　玉海（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博士）在「翁牛特右翼旗獻地與木蘭圍場始置時間考」中指出，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年間，作為清朝的重要政治、軍事中心，在清前中期發揮重要作用，其地界主要獻自翁牛特右翼旗和喀喇沁右翼旗。玉海利用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印務處檔案，對前人研究中提到的木蘭圍場始置於康熙二十年（1681）和二十三年（1684）兩種不同觀點進行分析，並提出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翁牛特右翼旗獻地才是真正木蘭圍場始置時間的新觀點。同時，對翁牛特右翼旗所獻地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 　　烏雲格日勒（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研究員）報告題目為「花尚阿與愛興阿——20世紀初扎魯特二旗協理台吉與當時的社會」。他梳理民國初年扎魯特左右翼二旗兩名協理台吉的經歷，以個案研究形式，探討環境的變化、政策的轉變、時局的動蕩，個人的經歷如何複雜而多面地交織在一起，又如何構成20世紀初蒙旗歷史的史實。另外，古代遊牧民族常以口耳相傳的形式記憶民族歷史，蒙古民間也流傳著許多膾炙人口的歷史傳說。在講題「斷軸之端，文史之遺——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中，薩出日拉圖（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利用語文學的方法，對扎魯特蒙古人的「騰葛里河傳說」及其史源作了探究，指出歷史傳說與文本史料相結合可以互為補充，拓展民族史的研究領域。 （四）祭祀、技術與商業網絡 　　第四場次從地方祭祀與勞動組織為出發點，利用許多新見的地方文書、碑刻等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各地地方基層社會的構成及其功能。任建敏（中山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的「從神明到祖先——清代桂林府臨桂縣茶洞地區的社會轉型」，以清代廣西桂林府臨桂縣的茶洞地區為個案，揭示宋代「徭團」、元代「屯田千戶所」、明代「獞寨」、清代「猺里」等不同標籤之下的茶洞地區，其中不同背景人群間的複雜互動，以及這一地區從神明信仰為核心，到祖先信仰為核心的社會轉型。「浙南民間道壇歷史的時空構造——以泰順地方道教的儀式文獻為主」，由祁剛（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報告。他以浙南泰順縣內民間道壇慣行之「祖師科」與「地主科」為基本史料，間以族譜、方志等資料參照。揭示明清時期道士家族及其世業道壇的組織原理、歷史構造，探討當地道士在社區儀式中構建本地歷史、神聖空間的「地方性」意識。王懿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發表題目為「清代雲南個舊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他使用方志、碑刻資料、技術文獻和中央檔案，對18至19世紀上半葉雲南舊地區錫礦的採礦技術和地方社會進行研究。王懿君在研究採礦和冶煉技術的基礎上，將社會關係納入「技術」的範疇進行討論，認為以「七長制」為特點的「半自治社會」，為雲南地區乃至東南亞華人採礦業的發展，提供了在資本籌集和勞動管理上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時，他重新定義了「技術」在近世（early modern）語境中的含義，挑戰了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觀。 （五）族群、邊疆與身分認同 　　本場次的發表者們利用漢、藏、滿等多語種史料，討論明清中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的互動與交融。胡簫白（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發表的「非此即彼？——明代川西北的群體標籤和身份政治」，關注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身分政治。在漢、藏勢力進入邊區社會的歷史場景下，作為群體標識的「番—羌」、「黑—白」、「大—小」等二元標籤，皆經歷了內涵及功能的歷時性嬗變，為觀察邊疆社會本地人群，與外來勢力之間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互動，提供了極佳視角。謝光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以「前世今生：第八世東古夏仲活佛的還俗書寫」為題，討論康區甘孜東古寺（Stong ’khor）第八世夏仲活佛阿旺多覺雲丹繞給（Ngag dbang mdo rgyud yon tan rab rgyas, 1853-1895）的人生史。藉由藏文《歷輩東古人物傳》（Stong ’khor zla ba rgyal mtshan […]